批判既进行分析，也进行综合，但是它之所以能这样做，只能是因为批判能够进行操纵，在这里指的是对时间的操纵，也即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通过它们的第三持留的物质化而进行运作。
然而，对内感官的批判的物质化同样也能通过文化工业的操纵而实现，因为文化工业将若干意识作为它的原材料，这种原材料所以能够客观化和物化，是因为它本来就被处于文化工业之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今天有必要再次进行一次康德意义上的批判—也即进行一次“新的批判”。
换句话说，康德之所以能够并且必须写出，一切现象均处于“自我”之中，也就是说这些现象“是我的同一个自我的一些确定状态，它们必然体现出这些确定状态在同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统觉中的完全的统一性”①，那只是因为“自我”本身并不仅仅处于康德本人的内心，而且原本就处于他本人之外。“自我”处于“他本人”之内，也即处于他自己的诸客体和代具之内，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位置不仅仅包括康德本人，还包括相对与他相对的别人。
这里的“别人”是一个先于康德本人的他者，是一种“已经在此”，是他所未曾经历的过去时刻②，这一过去时刻只有在成为康德的未来时刻的前提下，才能够变成康德的过去时刻。第三持留的可能性奠定了“代具的超前性”这一结构的基础，这一结构是意识的投映载体：使某一意识得以从先于该意识的所有意识的过去时刻那里—同时也从现在时刻的我们自身这儿，例如阅读康德作品的所有读者——继承遗产；与此同时，这一投映载体还使该意识得以投映(想象)一个未来时刻。
技术与时间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145页。(参见中译本第133页。—译注)
②包括我未曾经历，但却被纳入我的现在时刻的“发生过的事情”的“即时性过去时刻”和“刚刚过去的时刻”，这得益于当今现场直播的数字化和模拟复制等技术。关于这一点，参见《迷失方向》，出处同前，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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