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控制系统中编程的抽象形式方法最初是用来描述和控制各种线程和符号模式，比如自动提花织机与钢琴自动弹奏机，而不是描述部件的数学性质以及相对应运动的几何特征。接下来的进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12年，纽约发明家以马利·沙伊尔（Emmanuel Scheyer）为他发明的一部称之为运动机（Kinautograph）的机器申请专利。沙伊尔发明这部机器是为了裁剪布料，但他在其专利申请书中强调他的专利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类多轴控制的机器，其中也包括机床。[9]
沙伊尔使用“与钢琴自动演奏机相似的”打孔纸带作为程序介质，用液压或电子控制系统和复合齿轮传动链来带动工作平台的运转。由于不包含反馈装置，准确性与可重复性可能不是很好，而且不清楚是否已经生产出一部完整的样机，尽管其中一些部件显然已经生产出来。瑞士人马克斯·申克尔（MaxSchenker）于1926年为他的发明成功地申请了美国专利，他研制了一种更为先进的用于车床的控制系统。该系统使用了打孔卡作为信息存贮介质，这一点与19世纪的自动提花织机以及国家统计局的霍尔瑞斯发明的制表机相似，此外该系统还将两轴走刀与工作件的进给连接起来，使之以一个固定的速度比率运转，从而实现程序化控制。在说明这个新奇的思想时，申克尔将工作件置于一个直角坐标系当中，并将它们与“固定在机座上的测量基座”相比较。这样他就能够用数学方法来对车床的运动方向和速度进行程序化的描述。并且由于能够不时将机器的位置与测量基座相比较，该系统还能够消除误差不断扩大的现象。（这一思想后来成为数值控制中点对点定位系统的基础。）申克尔还认识到在实际加工过程中用来传感和纠正误差的反馈系统的重要性——就像一个机械工经常所做的调整那样—但那时他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一点。
第 5 章 数值控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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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飞机的规格并不是绝对的。它们反映出空军更偏好那种能够装载大重量的飞机(可以配置大型的电子设备和武器)，与此同时，要求发动机更小，从而产生的推力也较小。为了达到这些飞机的性能指标，相对于发动机推力的飞机重量就必须减轻。空军不希望机型更小或者机型很大但配有大型发动机，因此不得不通过新型加工方法来减轻其部件的重量。这样，人们就想到了数值控制。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人并不这样做。相反，苏联空军更喜欢那种机型更小的配有大型发动机的战斗机。整个飞机的各个部件的重量要高过美国飞机，但整个飞机的重量却比较轻。比如说，1949年，美国空军开始资助数值控制系统的研制，当年米格-15在发动机与飞机重量的比值上是0.5，而F-80为0.3；10年以后，米格-19的比值是0.70，而F-86为0.38。总而言之，美国空军通过采用新型加工手段来提高性能，而苏联空军则靠扩大发动机规格并减小飞机规格，减低复杂性来提高性能。因此，可以说，并不存在绝对的理由来促使美国空军提出数值控制的要求。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关讨论，参见 Leon Trilling，“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Aerospace Industry," in Merritt Roe Smith, ed. , Military Enterpris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Perspectives o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MIT Press, 1987)。
上述观点与数据来源于特里林（Trilling）博士，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学教授，对苏联的航空技术素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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