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的其他科研活动，这些科研活动由于战争结束而不再有经费来源。但从海军的角度来看，现在还不是任由麻省理工学院肆意扩展研究领域的大好时机。战争结束后，海军获得的拨款大幅度削减，这促使海军不得不向麻省理工学院施加压力，从而力图把计划控制在恰当的范围之内。当帕森斯出现的时候，海军与麻省理工学院之间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了。
从一开始，德弗洛雷斯就遭到海军航空局气动与水利部主任W.S. 迪尔(W.S. Diehl) 上校的强烈反对。迪尔提交了一份“强烈否定”ASCA计划的报告，把它描述为“完全是物理学家的幻想与工程师的噩梦”，坚持认为这在技术上不可行。但是麻省理工学院、德弗洛雷斯和亨萨克最终战胜了“预言家迪尔上校”——历史学家史密斯和雷蒙德如此称呼他。亨萨克再次敦促推进ASCA项目，“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极大的应用前景，而且也因为这项研究本身就极有价值”。对麻省理工学院来说，它所关心的不外乎是研究经费的到位与后续的资助，因为这意味着其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张。[7]除了迪尔之外，没有人“能够如此深刻地预测到实现该初始目标将要遭遇到的各种巨大困难”。
福雷斯特是由戈登·布朗引入ASCA计划的，他利用模拟设备研究出电子机械攻击计划系统。当时国家还处于战争之中，“研究成本根本不成问题，”福雷斯特的第一个助手罗伯特·埃弗雷特（RobertEverett）回忆道，“该计划就像是温室中的植物一样疯长。”这样一种狂热的气氛中养成了大家大手大脚使用经费的习惯，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人们仍然无法扭转过来。这种战争养成的习惯促使人们去追求那种观察者视为“对和平时期来说堪称危险的、不现实的大型研究计划”。福雷斯特本人对它们有着“强烈的迷恋”，甚至使一些人感到不安。“他在机械模拟计算方面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雷蒙德和史密斯指出，“然而他也恰恰对机械数字计算极其无知，这导致他很晚才想到ASCA计划需要利用恰当的计算机。”福雷斯特与其同事采用“需要大量人工的转移工程学方法来设计模拟计算机器”，但进展极其缓慢。他们终于认识到这一任务极其艰巨，不得不放弃模拟解决方案。电子机械方案太慢、过于复杂而且精确程度不高，而电流模拟方案缺乏敏感性与精确性，而且在更换程序时要大幅度改变线路。[8]
福雷斯特先后与电子工程系的数学家塞缪尔·考德威尔(Samuel Cald-well)、计算机先驱万尼瓦尔·布什、考德威尔的学生佩里·克劳福德他有一篇论文讨论从数字到模拟的转换（数字计算在防空炮火控制方面的应用）讨论过，决定采用数字方法。克劳福德在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就职于德弗洛雷斯的特种设备部下属的计算机处的主管之前，在学院的高级研究中心向福雷斯特介绍有关埃尼阿克、电子数据计算机、贝尔继电计算机以及冯·诺依曼的计算机工程的情况，他敦促福雷斯特在ASCA计算机中采用电子管和脉冲电路。克劳福德指出数字计算机的优势，包括更为灵活、更为简单并且更为精确。其缺点是更高的研发成本以及技术知识储备不足。福雷斯特现在相信了数字方法的优势；事实上，这是唯一可能达到实时模拟所要求的高速运算的方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预示了一个令所有人兴奋的广泛研究领域。
第6章 数值控制（下）
/ 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