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否决之后，国家科学基金会提案在国会还继续延宕，在此期间，大学的研究者通过海军研究局接受通常不带附加条件的政府资助。最后在1950年，国会通过了一项事实上反映了布什方案胜利的折中方案，杜鲁门总统签署了该法案，他当时正沉浸在冷战与国家安全的考虑之中。1950年的法案仅仅只接受基尔戈和杜鲁门所要求的总统任命主席，但有一个私人机构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委员会供咨询。第一任主席艾伦·沃特曼（AlanWaterman）主持美国科学基金会长达10年之久，他曾任OSRD的高级主管，后来又担任海军研究局的首席科学家。他致力于延续战争期间构建的模式，即科学家在公共资助下（通过同行评议来）治理科学。“很显然它反映了国家科学委员会成员的观点，”美国科学基金会第4份年度报告声称，“无论是国家科学基金会还是其他的联邦机构，都不应引导科学研究的发展，任何这类做法都将失败。培养，而不是控制，在此才是可行且适当的途径。”[58]
这样，当冷战愈演愈烈，并最后发展到朝鲜战争这样的热战，关于二战后科研模式的争论也就画上了句号。这种在战争期间所创建并随后得以延续的科研模式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而军事工业教育联合体的网络则围绕着科学日趋严密。尤其重要的是，科学研究都是以军事为导向，并为大型公司与精英大学所把持。在政府的资助下，这些机构仍然保留着私人所有权以及控制其事务的特权，虽然这些事务涵盖了美国科学研究的主体。科学家本身，与那些在防务项目上与之合作的商人（科学家有时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一样，取得了在政府资助下开展技术活动的权利，从而可以满足他们的科学好奇与热情，并在基本上不受公众监督的情况下自由地追求他们的专业目标与商业利益。
诚然，仍然有一批原子能科学家，他们承担起与核恐怖战斗的社会责任，质疑军备竞赛的路径与方向。但对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他们可以在自由地从事他们的工作的同时，而无视其社会目的与后果，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从他们在其中出入的精英大学、科学界、军事界和工业界之外的人们的视角来看，他们与他们的军界和商界兄弟何其相似！他们唯一不同的特征就是对科学发现与创造拥有一份虽有些幼稚但仍然是真诚的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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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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