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邓肯如此对制造工程师协会的成员说。美国最大的机床制造商辛辛那提米拉克伦公司的开发部门主管尤金·麦钱特（Eugene Merchant）激情洋溢地宣称，“通过互动式软件编程等技术，计算机自动制造系统为工人参与决策或管理提供了无限可能。”三名来自德国汉堡的工程师在其讨论“微机数控机床上的工作充实”的论文中指出，计算机数控系统能够让分散式的计划、更为灵活而稳定的生产、工作充实与工人控制来取代早期数值控制系统中紧逼的权威式管理、呆滞且稳定性低的生产等特征。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特征在那些小加工厂以及部分大工厂中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其中管理者很乐意让工人来参与管理从而提高机床的利用率。但夸大这种趋势或者期待从技术上颠覆自动化工厂的趋势，则未免过于天真。因为权力的格局依然如故，技术主流也没有改变。[4]
由于竞争日益激烈，而劳动力、能源、原材料、资本的成本增加带来很大的压力，再加上一如既往的管理层、军方以及技术狂的冲动，整个社会对自动化工厂的追求以及完全有序世界的渴望丝毫不曾减弱。总体控制的思想基础仍然是贫乏的人性观以及系统否定人类潜能的假设，但以一种更为精致的方式表现在制造有利可图的先进的军用设备上，这种制造方式否定了人们的合作与智慧。它披着先进技术的外衣，似乎意味着高度的理性，但所谓的理性也只体现在狭隘的计算上。而在社会环境中，它意味着对生产手段的高度集中控制以及相应的敌对式的生产关系。
在新一轮兴盛科学主义与进步主义的背景下，对总体控制的追求还打着爱国主义、竞争、提高生产率和进步的名号。但是，它的不可分离的两个目标仍然是控制与统治，对其不恰当的夸张恰恰显示出它的荒谬。《时代》杂志在其1982年的年度人物评选中宣称，“计算机来了新世界崭露曙光”。只有这一次，年度人物竟然是一部机器。“有好几个代表1982年的人类候选人，但谁也不能像计算机那样能够如此代表1982年的丰富内涵，或者被历史视为过去一年里更有意义的符号。”制造业的声音也证实了这一时代的符号。《美国机械师》指出，“在过去，人既是信息的译码器，也是信息的发送器：操作工担当着设计内容与加工之间的最终界面的职能。人使用他的脑力与体力来控制机器。”但“现在，计算机日益承担起信息译码器与发送器的职能，数值控制也许是最大限度降低人工于预这种潮流的代表性技术”。因此，“制造业倾向于购买其控制系统将减少生产过程中操作工作用的设备。业内人士议论着先进的自动控制系统，希冀在公司中采用高级计算机来实现双向交流……就等级制而言，操作工不大可能有什么发言权。”[5]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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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控机床在新英格兰的小型加工厂中的应用情况，参见 Roger Tulin，A Machinist'sSemi-Automated Life (San Pedro: Singlejack Book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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