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二战后对自动化控制的热情中所隐含的冲动并不全是新事物。除了意识形态、技术、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一种心理因素，那就是人类对自动化和遥控的原始崇拜。正如历史学家西尔沃·贝迪尼（SilvoBedini)所说的，“人类最早制造出来的复杂机器就是自动机，人类通过它来模仿自然并驯服各种自然力。”这类自动机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在17世纪，它的制造就极其灵巧，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它们是“人类实现像鸟一样飞翔、像鱼一样游戏并成为自然的主宰这个梦想的第一步”。这种对权力的欲望，这种像上帝一般“用机械工具来模拟生命”的追求，这种使用自动化来扩展人类控制能力的喜悦，最终都导致各种机械原理和设备的发现与发明，而它们则随后用来削减或简化人类的劳动。[1]
此外，这种由来已久的自动化崇拜最终与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融会在一起，并赋予“劳动”一种衍生的特殊附加含义。除了工作或劳作这种传统的内涵之外，在资本主义体制之下，人民大众一律被视做被名为“劳动”的商品，这种商品通过“劳动力市场”这种机制而标上价格，为人雇佣或者解雇。这一双重含义以及它所引发的意识形态混乱的结果是，通过所谓节省劳动的设备来削减劳动，这不仅意味着减轻工人的劳作（一种致力于解放、提高并尊重人类的传统高尚追求)，而且也意味着对工人本身的削减，这是雇主为了借着提高人类境况的名义而实现其狭隘的经济利益的实质。总之，一旦工人被仅仅看做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不是作为社会成员，所谓的进步就必然牺牲他们的利益，压制他们的需求和抗议。这种削减人类劳动的力量在道德上是盲目的，但在社会中却大行其道，它不仅摧毁了工人的生活手段，甚至连他们的社会身份也无法容忍。资本主义精神就这样强占了人类对自动化的原始崇拜，利用它来满足自己的物质和金钱目的，现在它的梦想已不再是那种自动飞行的小鸟或自行演奏的乐师，而是形形色色的自动化工厂。
自动化工厂之类的梦想很久以来就是乌托邦思想的主要内容，早期工业理论家就把它视为尊严与权威的手段，比如查尔斯·巴贝奇的《论机器和制造业的节约》(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1825）将这种工厂描述为数学原理的物质实体，安德鲁·尤尔（AndrewUre)的《制造业的哲学》（Philosophyof Manufactures，1830）则描述了一部巨大的自动运行的机器。因此，原始的自动化崇拜与资本主义的逐利野心都接受技术必要性的逻辑表象。一个世纪以后，二战后总体控制的意识形态取得了支配地位，这些欲望都披了科学的外衣，给人以一种理性的假象。现在，美国工业界的统治者们打着理性的旗号，凭着自利的嗅觉，借助于庞大的财富与权力以及大量的自动化研究的成就，为了扩充他们的权力与控制而匆匆奔向那因技术而久已延搁的自动化工厂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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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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