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产业界和科学界相似，劳工阶级在战争期间也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工会会员从1940年的900万增加到1945年的1500万，通过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工会具有相当广泛的政治影响。1944年，《时代》杂志将美国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活动称为“在过去的美国一代人中最成功的政治宣传”，并将120名众议员、17名参议员、6名州长和罗斯福总统的当选成功都归功于它。[3]劳工游说者还成功地促进国会通过了《经济权利法案》。劳工史学家理查德·博耶（Richard Boyer）和赫伯特·马雷(Herbert Morais)指出，许多人都注意到“劳工组织的成员有了显著增长，而影响力也大大增强，对于产业界来说，这一趋势与苏维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扩大一样令人不安”。[4]
二战期间，劳工大军的成分也有了巨大的变迁，虽然这种变迁有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妇女进入了金属制造、化工、橡胶和飞机制造业，工会中的女性成员增加了460%；黑人则进入了汽车和飞机制造业，使得工会中黑人成员人数达到了85万。但很少有妇女或黑人成为熟练工人或工会领袖，这应归咎于劳工运动中的性别歧视。当战争结束时，绝大多数非熟练工的就业机会不复存在，数百万的妇女和黑人在这次产业收缩中丢掉了他们的工作。整个战争期间，工资一直保持在高于1941年15%的水平上—其依据是所谓的“小钢方案”（little steel formula）—与此同时，价格却上涨了45%，而利润则增加了250%。此外，产业关系的基本特点不是集体谈判，而是战争劳工委员会（War Labor Board)的强制仲裁以及劳工不得罢工的宣誓。[5]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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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几个群体相互融合的程度，米尔斯的《权力精英》（The PowerElite）堪称最好的描述。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国防部的参谋人员有詹姆斯·福雷斯特尔（狄龙公司）、里德（Read，投资银行）和查尔斯·欧文·威尔逊（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说过一句闻名天下的妙语，即“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对美国也有利”。空军参谋长斯图亚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曾任爱默生电气公司的总裁，而国防部副部长A. 洛维特（A.Lovett)则来自布朗兄弟和哈里曼投资银行。进入商界和大学的军方人士则包括卢修斯·克莱（LuciusClay，大陆罐头公司）、詹姆斯·杜利特尔(James Doolittle，壳牌石油公司)、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布洛瓦表业公司)、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雷明顿·兰德公司）、艾伯特·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艾柯公司）、本·莫雷尔（Ben Morell，琼斯和拉夫林钢铁公司）、雅各布·埃弗斯（Jacob Evers，飞兆飞机制造公司）、艾拉·伊克尔(IraEaker，休斯设备公司)、布雷赫尼·萨默维尔(BrehenSomervell，科珀斯公司）、E.R. 克萨达（E.R.Quesada，洛克希德公司)、沃尔特·B·史密斯(WalterB. Smith，美国机器和铸造设备公司）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哥伦比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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