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杂志在1946年12月23日以下面这个标题总结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所主要关注的问题，“美国的主要问题是劳工”。[30]萨姆纳·斯利希特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Monthly）发表了一篇题为《罢工告诉了我们什么》的文章，文章认为“所有这些没有解决的劳工问题中，最重要的是雇员介人公共事务的权利”。《大西洋月刊》的主编理查德·E·丹尼尔逊(Richard E. Danielson)也支持这种看法，他主张人们需要重新思考罢工权利这一原则。[31]政治家们、商界领袖以及学界顾问在公众对罢工的接受程度、在“关键产业”中终结罢工的紧急事件条款以及罢工的经济后果问题上存在着争议。[32]但普通民众并不关心这些，虽然他们在1946年是罢工的主要支持者。商人们也许可以在针对钢铁业、煤业、造船业和运输业的罢工的各种声音中辨识出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萨姆纳·斯利希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公众极其冷漠”。[33]
有几个因素使得事情朝着有利于产业界的方向发展。在公司制定的“高资历”政策鼓励下，退伍士兵重新进入劳动大军，破坏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和非正式的同志关系，公司从而得以开除那些在战争期间给公司带来麻烦的工会代表。[34比如，在位于布里奇波特的通用电气公司所属的工厂里，“二战时的工人被大批解雇，部分车间管理员以及退伍军人被重新安置在他们的岗位上，但开出的工资通常比原来更低。”[35]消费品生产行业经过一段相当短暂的景气时期—厌烦了配给制的美国人急于购买战争期间限量供应的商品—之后，随后的萧条导致了数万人失业，并消磨了工人的意志与自信。“1945—1946年的大罢工吓怕了垄断阶层，”史学家博耶和马雷注意到，“这更加令它们的领导者坚信，冷战是一个上天赐予的好机会，借此可以打败在规模、战斗力和团结方面都持续增强的工人运动。”“将军们谈起劳工问题的时候，都认为它对于为打赢海外的（冷）战争而巩固美国国内防线是非常必要的。”[36]
巩固国内防线就意味着将国内的敌人与国外的敌人相提并论。劳工斗28 争被视为国际共产主义向美国劳工运动的渗透，富有战斗性的工人运动则被看做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反对工会中的共产主义运动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并且往往涉及政治权利。1944年，托马斯·E·杜威（ThomasE. Dewey）和国会议员马丁·迪尔斯（Martin Dies)，联合另外13名共和党议员，一共印发了300万份宣传册，宣称罗斯福总统与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之间的联盟是一个共产主义阴谋。随着冷战的升级，对共产主义的攻击愈演愈烈，到处蔓延，而且并不限于传统上较为保守的政治家。在国会推翻了杜鲁门总统的否决之后，《塔夫脱一哈特莱法》生效，该法要求工会必须做出不信仰共产主义的宣誓，以此作为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的保护与认可的前提。在美国商务部、国家制造者协会以及来自通用电气公司、阿利斯—查默斯公司（Allis-Chalmers)、内陆钢铁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的游说者的共同努力下，《塔夫脱一哈特莱法》还禁止封闭工厂(closed shop，指只雇用某一工会会员的工厂译者注）与同情罢工，鼓励各州为工作权利立法，允许就不公平的工人运动对工会提起诉讼，并赋予总统在紧急状态下有结束罢工的权力，并规定了用于强制仲裁的8天“冷却期”。该法案阻止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它以罚金、诉讼、法院禁令、指控和囚禁等方式来威胁劳工运动的积极分子和工会领导人。可想而知，劳工运动的领导人把该法称为“奴隶劳动法”；矿工联合会（UNW）的约翰·L·刘易斯（John L. Lewis）把它称为“美国法西斯主义第一次赤裸裸的进攻”。而另一边，《商业周刊》则欢迎该法案，将它誉为“为美国雇主而制定的新政”。[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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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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