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那个最著名的意外，几乎有害无益。劳伦斯·库别，一个坚定的弗洛伊德派心理分析家，他在论证“每一句话都是双重编码的，既是对外部世界的陈述，也像镜子一样反应说话人的心理”时，引进了反身性的视角。如果反身性已经是一个颠覆性概念，那么库别的阐释就是双重反动，因为它具有取消科学客观性前提的危险。科学客观性是梅西会议的物理学家共同坚守的前提。对于库别的论述，物理学家们的反应是避开反身性，将话题转移到另外的较为舒服的基础上。由于这种想法悬而未决，一些重要的思想家—特别是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Foerster）——在梅西会议解体以后，决定进一步追问这个问题。
第二波控制论源于试图从根本上将反身性纳入控制论范式的各种努力。核心议题是怎样构成这样的系统。其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重新界定自我平衡，以便将观察者纳入系统之内。在第二波控制论的发起者/推动者之中，海因茨这个奥地利流亡者，后来成了梅西会议副本的合作编辑者。起始阶段可以追溯到1960年。当时，福斯特撰写了他那本影响深远的论文集《观察系统》中的第一批论文。[19]正如福斯特一语双关的题目所揭示的，系统的观察者本身可以构成一个被观察的系统。福斯特将他在论文中提出的那些模式称为“二阶控制论”，因为他将控制论的原则延伸到了控制论学者自己身上。昂贝托·马图拉纳和弗朗西斯科·瓦雷拉的《自生与认知：生命的实现》出版之后，第二波控制论进入成熟阶段。[20]马图拉纳思考感觉处理的反身性，瓦雷拉解决自主生物系统的动力学，在此基础上，两位作者将反身性转向扩展到一种被充分阐释的认识论，将世界看成一套信息性的封闭系统。有机组织对环境的反应方式，取决于他们内在的自我组织。他们有且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不断地生产并且复制将他们定义为系统的那个自我组织。因此，他们不仅是在自我组织的，而且是自我创生的或者自我生成的。通过马图拉纳、瓦雷拉以及其他著名理论家——比如，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Luhmann）——的著作[21]，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控制论已经冲破了反身性反馈回路的理念，成为一种具有横扫一切的认识论本质的自我创生理论，即自生系统论。
第一章 不断具体化的虚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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