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线工作将自由人本主义主体和控制论机器吸收到同一个特权化空间。强化这种界线工作的是维纳在好(善)机器和坏(恶)机器之间做出的区分。在《人有人的作用》中,当机器被认为极为有害的时候,通常是因为它们太死板、太僵化、不灵活。相反,控制论机器被安排在人类身边,作为人类的同胞和伙伴,紧紧围绕死板机器的隐喻通过控制和吞噬的修辞来描述它。对于死板的机器,终极恐怖是吸收人类,吸取作为人类与生俱来之权利的灵活性。“当人体原子被编织到利用它们的机体组织中时,它们的全部权利不是作为负有责任的人类,而是作为钝齿、杠杆以及拉杆等零件,与它们的原材料是血肉并无多大关系。在机器中,被用作元件的东西,实际上是机器中的元件”(HU,p.185)。在这里,人与机器之间的类比映射变得十分险恶,使人类陷入困境,在坚固的障壁之下被剥夺了自主权。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维纳建构控制论机器的界线变得十分重要,它可以保证加强主体的自主权而不使其受威胁。当这些界线变得刻板或者为了不失去自身的地位而吞噬人类的时候,这样的机器便不再是控制论意义上的而变成了简单的压制性的机械。
上演压制性机器和控制论系统之间的战争的宇宙论舞台是并不令人惊讶——概率在其中占有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的吉布斯式的宇宙。“机器的致命缺陷——挽救我们人类不至于被机器控制的缺陷—在于,它不能顾及人类世界变幻莫测的概率。”在这里,使交流/通讯得以实现的概率微分被吸收到人类和好机器中,而留下坏机器在概率中瞎折腾,因为概率各式各样、变化多端,坏机器根本无法评估。竞争法则是由热力学第二定律制定的,它留有一定余地,控制论的人机装置可以在其中运作,因为它仍然在启动已经报废的发动机。“机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社会,它处于熵值上升的最后阶段,在这里概率变得无关紧要,个体之间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已经为零。庆幸的是,我们还没有进入这种状态。”(HU,p.181)最后,当宇宙不再显示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而变得一成不变时,那么控制、交流/通讯、控制论——更别说生命——都会终结。与此同时,人类和控制论机器将会并肩建设堤防,暂时性地阻挡熵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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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