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开玩笑。他只是在幻想过去或者现在的某种情况，而不是在勾画，未来的蓝图。所有的这种写作，在本质上都是讽刺的（以今天为中心)，不是乌托邦的(以明天为中心)。”[2]他对小说的讽刺意图的强调，对我们是个有益的提醒：冷战造成了全国性的焦虑和近乎歇斯底里的相互指责，《地狱边缘》通过这些焦虑与指责折射出它对控制论的关注。在《纯粹的战争》(Pure War）中，保罗·维内里奥(Paul Virilio)指出，后现代的各种技术，特别是全球性的信息网络和超音速的交通，已经改变了军事机构定义敌人的方式。[3]一个国家的边界，曾经被认为可以有效地区分本国人和外国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内部与外部的区分不再以相同的方式来体现。军队不再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保护身体政治免受外来敌人的侵略。相反，军事资源被用来对付一个国家自己的国民，就像在拉丁美洲的敢死队一样。维内里奥声称，这种军事行动不是反常的，而是贯穿后现代文化从外部殖民向内部殖民深度转换的预兆。尽管维内里奥的论点说得有些过分，但它确实对麦卡锡时代的美国提供了敏锐的观察。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关于无法分辨本国人与外国人、无法区分“忠诚的”美国人与共产党间谍，这样的妄想症/偏执狂达到了高潮。根据维内里奥的说法，在我所谓的内部殖民剧本中，《地狱边缘》将政治和地理的重构连同控制论的爆炸一起嵌入了身体内部。
正如唐娜·哈洛维曾经指出的，电子人既是实体又是隐喻，既是有生命的存在又是叙事性的观念/建构。[4]科技与话语（technologyand discourse）的接头至关重要。[5如果电子人仅仅只是话语的产物，它也许就不会受到科幻小说的重视，成为科幻小说爱好者关注的对象，而不是文化关注的焦点。如果它只是一种科技实践，那么它将局限在仿生学、医学修复术和虚拟现实等技术性领域。同时将自身显示为技术对象和话语形式，电子人分享了想象与技术实在性的双重力量。电子人实实在在地存在。就技术性意义而言，现在估计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美国人口堪称电子人，包括使用电子心脏起搏器、人造关节、药物注射系统、植入角膜晶体和人造皮肤的人。从隐喻的角度讲，有更多的人参与了电子人的职业，包括将控制论电路与屏幕连接起来的计算机操作员、手术时接受光纤显微术引导的神经外科医生，以及各地游戏厅年轻的游戏玩家。斯科特·布卡曼(Scott Bukatman）将这种情况命名为“终极身份”(Terminal identity)，称之为一种“毋庸置疑的双重连接”，不仅标志传统身份概念的结束，而且指向了生成新型主体性的控制论回路。[6]
第五章 从连字符到拼接：《地狱边缘》中的控制论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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