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我自己，像莫拉维克那样聪明的人怎么会相信心智可以从身体分离出去？即使假设这种分离是可能的，人们又该怎样想象意识将会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中保持原封不动，似乎与具体化身没有关联一样？震惊之余，我渐渐发现有类似想法的远不止他一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诺伯特·维纳就指出了直接向人类/人体发送电报的理论可能性，莫拉维克的方案也是以这个设想作为基础的。2影片《星际迷航》的制作者在想象将身体非物质化，变成某种信息形式去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又恢复成物质形态而且毫发无损时，他们正是基于相似的假设/条件。这种想法并不只限于贝斯·罗弗里达所说的“低俗科学”[3]。许多有关分子生物学的理论都把信息当作身体表达的必要代码，这种做法也和莫拉维克的想法有某种相似性。[4]事实上，当前的文化有某种关键性的特征，那就是相信信息可以在不同材料的基质载体之间循环，而且自身不被改变。所以，“传送我吧，史考提！已经成为全球信息社会的文化写照，并非言过其实。
循着这条线索，我被带入了一个迷宫，进而开始了一次长达六年的冒险旅程，在有关人机关系学的历史档案中摸索前进，采访计算机生物学和人工生命学的科学家，阅读关于信息技术的文化和文学资料，拜访研究虚拟现实的实验人员，钻研各种关于控制论、信息理论、自生系统论、计算机仿真和认知科学的技术论文。慢慢地，这一大堆错综复杂的材料逐渐开始形成三个相互关联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强调信息如何失去“身体”，即如何被概念化，成为与物质形态相互分离的实体，而物质形态曾经被认为是信息赖以栖居之地；第二个故事集中关注电子人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塑造为技术产品和文化偶像的；第三个故事与前两个牵涉颇深，它是关于一个具体的历史观念/建构（“人类”）逐渐让位于另一个不同的观念/建构（“后人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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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