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入人类和仿真机器人之间这些界线争端的是迪克60年代小说中的景象。通常情况下，这些景象都是高度商业化的空间，在这些空间中，自主个人和科技产品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容易相互渗透。在它们中间循环通过的，不仅有智能机器人这样的高端产品，而且有这些景象更加普遍的科技一生命(techno-animation)：在喋喋不休的商业广告周围嗡嗡飞舞的人造昆虫；要求投入硬币才会开始滤煮的咖啡壶；直到住户输入准确的身份信息才会为之开启的自动平衡的公寓大门。对个体卷入市场关系的质询非常彻底地界定了这些小说中的人物，以至于离开这些经纪机构，就无法思考这些角色和人物，因为他们已经被归并到各种经济机构中了，从小规模的家族企业到大规模的跨国企业，无所不包。此外，雇佣那些常常不仅将自身的经济和社会身份归因于公司而且将界定他们作为物理实体的身体形式也归因于公司的人员，公司在更多层面上进行归并，比如，从器官移植和过度增大的脑容量到完全由人工制造的身体。鉴于这种动态，为了争取自由而展开的斗争往往表现为一种走到这种合作的密封胶囊“外部”的企图，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惊奇。对个体而言，终极的恐怖是要继续陷落在另一种生物为了其自身利益而建构的世界的“内部”。
因此，机器人的形象容许迪克将对归并政治(politics of incorporation)的严厉批评与试图决定谁有资格作为“真正的”人的心理复杂性结合起来。性别动力学对于这些复杂性非常重要，因为当这个精神分裂的女人被引入与一个男性角色贴近的位置时，他按照她的个性对机器人主义（Androidism）做出反应，在界定他和他的世界的边界中体验了一种剧烈的不稳定性。由于到底是什么“外部”于其他人的“内部”这个问题已经被心理和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增压，这些对什么是“外部”的问题，别人的“内部”已经与心理和政治上的紧张局势增压，这些裹挟行动进一步将资本主义和机器人主义、人类与非人类，科技的与本体论的换言之，控制论与界定自由主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心理形态结合起来。为了剖析这些复杂性并且将它们与60年代中期的小说联系起来，我首先转向迪克的随笔和传记，在那里，可以发现一些构成这些重组小说的遗传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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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