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种辩证关系仅仅只是形式理论的某一方面，那么它的作用可能局限在电气工程师扩大系统作用和降低噪音的问题上。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模式化与随机性的相互作用，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大特征。正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Kittler）在《话语网络1800/1900》(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中所指出的，当铭写技术介入人们握笔的手或者发声的嘴和文本生产时，媒介就存在了。从字面意思看，铭写技术一旦被认为将自身介入文本生产链，那么它就是媒介。基特勒发现，打字机最先是为盲人设计的，它的创新性特征不是（提高）速度，而是一种“空间性的指定和独立的符号”，通过字母键盘的空间安排，使“作为流动意象的文字”向“作为几何形象的文字”对应转换（基特勒在这里引用了理查德·赫伯兹（RichardHerbertz)的话)。[3强调字母的几何性安排和空间上的定位，直指相关程序的物理性，在此非常重要。打字机的键盘直接对应着它所要制作的文稿。敲一下键盘，打一个字母；击键的力量越大，打出的字母颜色越深。在打字机系统中，键盘和它所打出的字母之间具有一对一的关系，将能指与所指直接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意义模式。另外，这里的能指本身在空间上也是分离的，可以连续、流畅地书写。
电子媒介是怎样改变这种经验的呢？使用电脑和打字机，都可以通过敲击键盘生成文本，但是两者的关系迥然不同。电脑屏幕上显示的亮度与敲击键盘的力度无关；敲击一个字母键，可以对整个文本产生巨大影响。计算机恢复并强化了文字作为图像的感觉—一种生成在像水一样流动的、可变的媒介中的图像。[4]在与电子图像而不是与稳定的物质性文本互动的过程中，我通过手指和心灵，注意到一个意义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能指与所指不存在简单的一对一关系。我知道，作为一种视觉呈现，计算机中的文本，不论其动态还是其概念，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以操控；但是如果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客体，则难以做任何改变。在处理由闪烁的图像构成的文本时，我就在身体内实例化体现运动的习惯性模式，将模式和随机变得比在场和缺席更真实、更密切、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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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