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苏茜，这种对话采取了她与家庭成员进行交谈的形式。在完成“改变”之后，家庭成员都回到她身边。（家庭成员）不再是人类，这些后人类是细胞用了很多努力才建成的复原体(reconstructions)，并且只能维持很短时间。这些复原体暗示，苏茜可以选择是否愿意改变。由此，对话就变成一种手段，作者可以通过这个手段比较人类与后人类状态的相对优势。复原体向苏茜保证关于改变的事情，告诉她除了失去孤独，其他什么都不会失去。这些后人类坚持认为他们没有被破坏，仅仅发生了变异，因此他们现在还能够与成千上万其他的智能生命(intelligent beings）进行连续、丰富的通讯。比她的人类同伴慢一些，苏茜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感觉到寂寞与孤独。在北美几乎没有另外的人类同伴了，这个事实进一步突出了苏茜孤独的处境。这种处境就像是对人类情境的隐喻。与细胞的合并精神力量相比，人类只是低劣的品种，患有先天不足和精神缺陷，除非通过深度调解的不确定方式，无法与自己的同伴进行交流。在此意义上，我们都是苏茜，紧紧抱着我们的自主性(好像是一种令人上瘾的药物)，忍受着强烈的孤独感；（我们）都太顽固、太迟钝，不能接受任何改变，特别是可以把我们变成后人类的那些改变。
对于伯纳德，与苏茜一样的智能和速度是缓慢的、不知所措的，对话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形式。正如维吉尔所做的一样，伯纳德通过心灵感应术（telepathically）“听见”了细胞，并且通过肌肉运动感觉“感觉”到它们作为一种音乐在他的血液中。由于在改变他的行动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细胞努力尽可能长久地保存他的本身(identity)。“你已经是我们中的一员”，细胞继续向他通讯。“我们已经把你的部件编码到很多处理团队中。我们能够把你的个性（PERSONALITY）译成代码并且完成回路”。伯纳德坦白地说，“我担心你们会从中偷取我的灵魂”。细胞反驳说，“你的灵魂已经被编码了”(BM，p.174)。将他像胶囊一样包裹起来的隔离室，是对他作为一个人类的存在情境的换喻。他的情况属于例外，因为他确实与自己的人类同伴完全隔绝了；但是在另一层意义上却很典型：与细胞（后人类）体验到的丰富、连续不断的通讯相比，所有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相对隔绝的。面对与世隔绝终身判决，或者作为细胞殖民地的生命，伯纳德像苏茜一样——决定心甘情愿地走进黑夜。通过他的计算机终端——当细胞改造他的手指/脚趾（digits）以便他可以直接地进入数字的信息流时，计算机终端已经逐渐与他的身体结合在一起他给自已曾经的人类伙伴发回一些报告，谈论变成后人类的感受：“这里没有光，但是有声音。它为他填充了大量迟缓的波动，不是听到而是他的数百个细胞感觉到。细胞根据血液的冲击进行跳动、分离和收缩。他在自己的血液中。他可以体验正在构成自己的新生命（newbeing）的细胞的存在，以及并非直接作为他的部件的细胞的存在。他能够感觉正在推进他的细胞质的微管道发出的刮擦声。他能够感觉到的最不平常的，其实是——所有感觉的基础细胞质本身。”(PM，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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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