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场和缺席（“有”与“无”）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并没有发挥太多优势，因为“化身”可以说存在也可以说不存在，正如用户既可以说是在计算机屏幕上也可以说不在屏幕上。实际上，焦点已经转移到关于特定模式和随机性的问题上。是什么转变主导了用户和化身之间的连接？哪些参数控制了屏幕世界的建构？通过与系统的交互作用，用户可以发现什么样的特定模式？这些特定模式在什么时候转化为随机环境？哪些触发不能被编码到系统中，因此只能作为外部的噪音存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这些噪音融入特定模式？从不同的理论框架入手，A. R. 斯通(Allucquere Roseanne Stone) 曾经提出，我们不必进入虚拟现实去面对这些问题，尽管虚拟现实已经把它们生动地带到了前台。仅仅通过电子邮件交流或者参与以文本为基础的多用户游戏/MUD(multi-user dungeon)就已经使“身体即肉体”这种不证自明的想法成了问题。[6]在面对这些技术时，斯通建议我们把主观感受看成是身体的多方面的外在体现而不是内在包含。雪莉·特尔克(SherryTurkle) 在她对那些在多用户交互界面上花费大量时间的人群所进行的杰出的研究中令人信服地证明：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某些反向作用影响了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看法。“现实并不是我最好的窗口，她的一个问卷对象回答说。 17
在深陷于信息网络的社会中，比如美国和其他第一世界国家，这些例子可以放大一千倍。人们越来越感觉到，钱是储存在计算机银行里的一种信息模式而不是实实在在的现金；代孕和试管内受精的法庭案例，也可以作为信息化的遗传模式已经在与有形的身体争夺决定“法定父母”权利的例子；自动化工厂已经由程序来控制，而程序将工作安排和生产计划的物理现实转化为在系统中流动的信息；8对罪犯与犯罪现场进行锁定(对应)，也更多地通过DNA模式而不是依赖目击者陈诉；百分之九十的计算机法规的制定，其根据都是计算机网络权限而不是对数据的物理占用；9两性关系也可以通过网络虚拟空间的交流来追求，而不必要求参与者实际到场见面。[10这些转变带来的结果，将会创造一个高度异质的、分裂的世界，基于模式/随机的形态与基于在场/缺席（有/无）的形态在其中发生激烈的冲撞和竞争。鉴于在场和缺席（有/无）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已经在西方社会延续了很长的历史，令人惊奇的不是以它们为基础的形态继续存在，而是在广泛的文化领域，这种形态正在被飞速地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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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