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误认为模式/随机占据统治性地位，物质世界就会消失，那么我们便会失去理解这些转变所具有的含义的机会。实际上，恰恰因为物质性界面发生了改变，模式和随机才被认为比在场和缺席更重要。模式/随机的辩证关系不能消除物质世界；信息的效力实际上源于物质性的存在基础。消除物质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应该是我们要追问的话题(subject)，而不是由追问假设的前设条件。
为了探寻媒介的物质性的重要性，我们来考虑一下书的例子。正如人类的身体一样，书是一种信息保存和信息传播形式。同样像人类的身体，书将它的编码归并在一种可持续的物质基础上。物质基础上的编码过程一旦发生/形成，就不会再次轻易改变。在此意义上，印迹和蛋白质，比起电磁编码，有着更多相似之处。因为电磁编码可以很容易地通过改变极性来擦除和重写（在第八章，我们将有机会看到当一本书与电磁编码联系起来时，它的自我表现是怎样改变的)。遗传学（基因工程）话语中非常普遍的印刷隐喻（printing metaphor)，正是通过并且藉由书本和身体中实体性编码的相似之处来构成的。
在身体和书本中，信号和物质性之间的相互纠缠给它们带来了一种类似的双重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分子生物学中，人类的身体被理解成基因信息的一种表达，同时也被理解成一种物理结构。相似地，文学文集是一个物理客体，同时也是一个表达空间；是身体，同时又是消息。因为人类和书籍都有身体，所以如果只是将他们当做一种信息模式，那么它们将会失去一些东西。换句话说，顽固的物质性曾经传统地表示书籍持久性的铭写，也同样地表示过我们作为具身生物的生命经验。从这种密切关系中，产生了由当代文学、生产当代文学的各种技术，以及生产书籍和技术的具身读者（读者也被技术和书籍生产）构成了复杂的反馈回路。当身体被描写在文学文本中时发生的各种变化，与文本身体被编码到信息媒介中时产生的变化，具有非常深刻的联系；并且这两种变化都与人类的身体建构与信息技术相互作用时产生的变化具有复杂的关系。我把这种关系网命名为“情报学”或者“信息论”(informatics)。沿着唐娜·哈洛维的思路，我所说的“信息论”，不仅意指各种信息技术，而且包括引发，伴随，深化这些技术发展的在生物学、社会学、语言学以及文化方面的变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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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