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了这个，我们人类就只能在人文精神的心脏地带与机械异物进行绝望的妥协，受它们污染。[7因此，在魏泽鲍姆的坚决主张中—判断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人类功能——存在某种紧迫感，甚至恐慌感。面临危机的，不是其他，而是作为人的意义。
相比之下，根据后人类的观点，意识机构/能力从未处于“控制中”。实际上，正是控制的幻想和错觉显示出某种基本的无知—对于应急程序的本质的无知，无论意识、机体还是环境，都要通过应急程序才能形成。运用自主的意志进行掌握和控制，只不过是意识讲述给自我，用来解释结果的故事，而结果实际上是通过混乱动态和应急结构产生的。如果正如唐娜·哈洛维、桑德拉·哈丁(SandraHarding)、伊芙琳·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Merchant)以及其他女性主义科学批评家曾经指出的，在进行掌握的渴望、关于科学的客观主义学说和帝国主义计划的征服本性三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因此，后人类为建构另一种学说提供了资源。[18]在这种学说中，（即兴/新兴的）涌现取代了目的论；反身性认识论取代了客观主义；分布式认知取代了自主自律的意志；具身取代了身体被当做心灵和心智的支撑系统；人类和智能机器之间动态的伙伴关系取代了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来控制和掌握天性。当然，这并非后人类必然的意义—只是它可能的意思一如果其复杂序列中的某些线索被强调并且合并起来创造一种关于人类的想象一将后人类当作一种优势，由此避免重写或者重复某些过去的错误。
正如后人类并非必然是反人类的，因此它也并非必然是毁灭性的。埃德温·哈钦斯（EdwinHutchins）通过对海上航船的导航系统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解决了分布式认知的问题。[19]他一丝不苟的研究表明，负责定位船舶的空间位置并且对它进行成功导航的认知系统，不止取决于人类，而是取决于具体环境中复杂的互动活动，环境则既包括人类又包括非人类的因素。这项研究让他对约翰·赛尔(John Searle)的“中文房间”（Chinese room）做出了精彩的回应。通过想象一种情景—中文交流可以进行，而行为者完全不懂自己行为的意思——赛尔挑战了机器能够思考的观点。[20赛尔说，假设他被关在一个房间里，他连一个中文字都不认识。用中文写成的文本通过门上的小孔递进去。在房间里，他有一篮子中文字，以及一本规则手册，规则手册将写在文本中的符号与篮子中的另一些符号相互关联起来。利用规则手册，他组合了一些中文字串，并且将它们递到门外。尽管他在门外的中文对话者们认为这些字串是对他们的问题非常聪明的回答，但赛尔一点都不知道他刚才组合的字串（文本）是什么意思。因此说机器能够思考，这肯定是个错误，他坚持认为，就像他一样，机器虽然制造了可以理解的结果，但机器自己根本不理解自己制造的结果。在哈钦斯简洁的诠释中，赛尔的主张之所以有价值，恰恰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不是赛尔懂中文而是整个房间懂得中文。[21]在这个分布式认知系统中，中文房间知道的要比它任何一个成分（包括赛尔）知道的都多。现代人类的处境类似于赛尔在中文房间里的情形，因为我们每天都参与到各种系统中，而系统的总体认知能力总是超过我们的个人知识。比如下面这些设备和装置：具有电子点火系统的汽车，利用计算机芯片精确调节功率水平的微波炉，可以向其他传真机通信的传真机，与定时的无线电波交流以便设定和纠正自己的日期和时间的电子表。现代人类比洞穴人具有更精密复杂的认知能力，不是因为现代人更聪明，哈钦斯总结道，而是因为他们为自己建构了更加聪明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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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