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可以将突变理解为信息心理语言学中的决定性活动了。突变是模式/随机辩证关系中的“灾变”(catastrophe)，类似于在场/缺席辩证关系中的“阉割”(castration)。它标志着既定模式的彻底断裂，以至于持续复制的预期难以为继。但这只作为位于某一特定时刻的扰乱而出现。突变所测试出来的随机性正是隐含于模式的理念中，因为只有在无模式的背景下才会产生某种模式。随机性是与之相对应的一个理念，它使得模式能更好地被理解。突变危机是广泛存在的，因为它是测试模式与随机性，复制与变异，预期与惊喜之间的持续交互的可见标志。
从在场/缺席（有/无）到模式/随机，关注重点的转移表明了对教材的不同选择。与其研究弗洛伊德关于“来/去”(fort/da）的讨论（一篇短文，其复印品所带来的成百上千的评论无疑可以让其作者震惊)，对模式/随机感兴趣的理论家们更愿意研究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的电影《苍蝇》(The Fly)。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影片主角的阴茎确实掉下来了(稀奇的是，他把它放在他的药柜上作为逝去年代的纪念)，但是这种损失对于主角正在经历的更大的突变算不上什么影响。关键性的转折不在于从男性到“由男性阉割而成为女性”，而在于从人类到完全非人类的东西过渡。闪烁的表意在人类面对后人类的时刻，将语言和某种以象征性契机为基础的心理动态结合在一起。
如我在第一章里所说，我把人类和后人类理解为从各种技术、文化的不同外在形态中显现出来的历史性的特定结构。我对于人类定义的参照点是自由人本主义传统；当计算替代占有性个人主义作为存在人(being）的基础时，后人类便出现了。这种变化这一进步促使后人类的与智能机器无缝连接。要了解技术是怎样和这些建构交互影响的，让我们来看一看19世纪美国和英国人类学家的理论：他们把人类定义为使用工具的生物。[17对工具的使用塑造了我们的身体（某些人类学家对此存在争议)，然而工具毕竟是被看做一件身体之外的物体，一件可以根据我们的意愿拿起和放下的物体。当以使用工具的能力来定义人类本质特性的论断说不过去的时候（因为根据研究，另外一些动物也有使用工具的现象)，在20世纪早期，焦点转移到人类生产制造工具的能力上。一个典型的人物是肯尼斯·奥克雷(KennethP.Oakley)，他发表于1949年的《人类：工具的制造者》(Man the Tool-Maker）是大英博物馆所支持认定的权威之作。奥克雷主管博物馆自然史分馆的人类学分部。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对工具的应用能力是人类的主要生物学特征，从功能上讲它是人类前肢可拆卸的延伸”[18]他所提到的工具是机械性的而非信息性的；它在手上产生作用，而不是在头脑里。他的论断意义在于，他把工具看成“可拆卸的”和“某种延伸”，和手既是不同的东西，又分担它的任务。如果说这种工具标志着奥克雷的人类时代，那么工具作为假肢的构想则指向后人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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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