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我的研究基础是尼克·戴尔-韦瑟福德(NickDyer-Witheford)、乔治·卡芬茨(George Caffentzis)、乌苏拉·休斯(Ursula Huws)和莉莉·伊拉尼(Lilly Irani)等人的著作。在他们重点关注的劳动场所中，数字化催生的劳动条件不以自由交流和创造力为标志，而是以降低对工人的技术要求、程序化和控制为特征。①当然，在这些较新的方法背后，本书还有一个可能不太明显但非常重要的来源，那就是在广泛采用数字化技术之前，针对技术与资本主义间关系展开的丰富研究。这些讨论包括早期的意大利工人主义作品，其中的“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围墙之外的工厂的早期范例。当然，还有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对泰勒主义的尖锐批判。②
与这些方式一致，我的作品也展示了数字时代劳动力的不同组成方式，阐明了被理论化为“数字泰勒主义”的发展趋势。我认为，数字技术—尤其是形式最先进的数字技术—创造了一系列不尽相同的劳动力格局。在这些情况下，新的数字泰勒主义是与更自主的（非物质）劳动形式并存的。将数字泰勒主义描绘为一个重要领域，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它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劳动形式，只是说作为众多趋势中的一种，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此，数字泰勒主义是与其他明显不同的劳动制度并存的。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碎片化劳动制度的存在既不是偶然，也不单纯是发展不平衡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特征，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重要。
1数字工厂1
①可参见 Caffentzis. In Letters of Blood and Fire; Dyer-Witheford, Cyber-Marx, "Empire, Immaterial Labor,"and Cyber-Proletariat; Huws, The Making of aCybertariat. "Logged Labor." and Labor in theGlobal Digital Economy, Irani, "Justice for'Data Janitors.'"
②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ronti, Arbeiter und K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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