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第一个在法权的意义上说：俄狄浦斯，我不知道。因为那些分散的各个部分仍然与历史、社会领域的各个角落相关联着，就如同与战争领域相关联一样，但与资产阶级的舞台场景无关。那些精神分析者们咆哮，但无济于事。但法农指出，动荡时期不仅对活跃的激进分子产生了潜意识的影响，而且对中立者和那些声称不参与政治的人也产生了影响。这也同样适用于看似平静的时期：一个怪诞的误解在于相信婴儿-无意识只知道父亲-母亲，并不能“以他的方式”获知父亲有一个老板，而这个老板并不是父亲的父亲，抑或进一步说他自己就是老板，而不是父亲……至此，在任何情景下我们都设定了以下规定：父亲与母亲只是作为一个碎片而存在着，他们从未能够被组织成为某个角色，而这一角色一方面能够在一个结构当中再现无意识，另一方面则能够在集体当中再现为各色践行者。相反，它们总是爆裂为碎片，这些碎片接近于那些践行者，在肉搏中与他们遭遇，与他们对立，抑或与他们妥协。爸爸、妈妈以及我都在其中，与其直接相关的包括那些历史和政治情景等诸要素，士兵、警察、占领者、合作者、持不同政见者抑或抵抗者、老板，老板娘，他们每一秒钟都在打破被三角化的倾向，阻碍那些试图诉诸家庭情结的情景，防止自身被内化。简而言之，家庭，就其作为自发性角色而言，从未成为一个微观世界，它总是被铭刻于较之它所中介、所表达的圆圈更大的圆圈之中。家庭从本质上说是脱离中心的，偏离中心的。我们被告知存在着融洽的家庭、分裂的家庭、管状家庭，抑或逾期丧权的家庭。但那些阻碍家庭被“内化”的裂口与各色分类究竟从哪儿来？总是存在着一个美国叔叔，一个变坏了的兄弟，一个与牧师私相往来的姨妈；一个失业的堂兄弟，破产了抑或遭受了股灾；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爷爷；一个在医院中的奶奶，愚蠢抑或患有老年痴呆。家庭自身并不滋生断裂。家庭总是被那些并非源于家庭的伤口所破坏：共同体的纠葛、德雷福斯事件、宗教与无神论的冲突、西班牙内战、法西斯上台、越南战争以及五月风暴……这一切都构成了无意识的情结，它们都比俄狄浦斯情结更富有持久的影响力，并且它们所关涉的恰是无意识。如果存在着结构，那么这些结构也不是在精神当中，而是在虚构的菲勒斯的阴影之下，后者曾衍生出了一些空白、一些片段、一些阐释。这些结构在不可能性的直接的真实中存在。正如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①所说，结构主义者们“在文化中探寻它们的结构，在直接的现实中探寻自我，而我的视角则直接与那些事件相关：希特勒主义、法西斯主义……我痴迷于那些怪诞而恐怖的形式，它们在人与人之间被激发出来，摧毁那些至今以来值得尊重的所有一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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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rantz Fanon,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Maspero, 1961, p, 199.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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