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的卵子如同一个生物学中的卵子：它们拥有着一段相似的历史，它们都遭遇了相同的困难、相同的幻觉。首先人们确信，在卵子展开与差异化的过程中，一个真正的“组织者”决定着各个部分的最终归宿。但随后人们发觉，一方面，所有变化的实体都有着被生理刺激所激发出的相同的行为，另一方面，各个部分自身同时拥有着逃避这种刺激的各种特殊的能力与潜力(嫁接的经验)。刺激的观念并不来自组织者，而是来自简单的诱导物，在其最终状态下，它是源于某种自然的诱导物。所有各色实体、所有物质，在其被扼杀、被蒸煮、被捣碎之后，有着同样的效果。至此产生了某种幻象，似乎存在着整个展开过程的某些开端：一个最为简单的开端，例如细胞的分裂，它可以让我们相信在被引诱者与引诱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但众所周知，依据开端来判定事物总是不太恰当，因为这一事物为了显现出来，总是被迫模仿某些结构样态，被迫在各种力的交织中运行，而这些力的交错成为它的面具。更进一步说，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认识到这一面具会有其他的用途，事物在这一面具之下并穿越这一面具投注了一些终极的形式、一些特殊的超绝的状态，这些都是它最终要为自身构筑的一切。这就是俄狄浦斯的历史：父母亲的角色并不是组织者，而是诱导者，抑或某种价值的刺激物，它会引发另一本质的展开过程，这一过程将与刺激物完全无关。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确信，从一开始(?)，俄狄浦斯的刺激物、诱导者就是真正的组织者。但相信(croire)，是意识的运作过程抑或前意识的运作过程，它是某种外在的知觉，而非作用于自我之上的无意识操作。从婴儿生命的一开始，与其有关的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努力，它试图穿越俄狄浦斯的面具；那是另外一股流，在它所有的裂缝中流淌；那是另一种历险，欲望生产的历险。然而我们不能说精神分析没有意识到这一特定的方式。在其原初幻象的理论当中，从古代遗传的痕迹以及超我的内在源头的诉求中，弗洛伊德不断地断言，那些活跃的要素既不是真实的父母亲，也不是婴儿想象中的父母亲。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拉康的门徒们，当他们重新谈论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区分，当他们将父亲之名与意象对立起来，当他们关注意指以及父母真实人格的消失与缺席之时，都是如此。人们都知道父母亲充当着某种诱导者的角色，真正的组织者另有其人，它在被诱导者一边，却并不在诱导者一边。但这就是问题所在，对于生物之卵也是如此。在这种条件之下，除了重新激活“地层”(terrain)的观念，没有其他选择了吗？要么是某种内在的发育系统的形式，要么是与未成熟性相关联的先天的象征性文化。更糟糕的是，显而易见，当我们援引这些先天的观念之时，并没有从严格意义上的家庭主义当中抽身出来，家庭主义对于精神分析总是至关重要的。相反，我们总是进一步深化了家庭主义，并将其更为普遍化。我们在无意识中为父母亲安置了他们真正的位置，他们成为某种诱导者，而组织者总是被赋予象征性与结构性要素，这些要素自身始终是家庭的要素，总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要素。又一次地，我们无法走出这一困境：我们只能找到那赋予家庭以超验性的方法。
109
第二章 精神分析与家庭主义:神圣家族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