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郝世曼(Jacques Hochman)基于一种“融合的公设”对于各色精神病家庭展开了饶有兴趣的分析：一种恰当的融合的家庭，在其中差异化仅存在于家庭之内与家庭之外(而后者已经不再属于家庭自身了)；某种分裂的家庭，它将建立在各种区域、各种部族抑或各色联盟之上；某种管状的家庭，在其中三角模型进行了无限的自我多样化，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属于他自身的家庭，他们彼此之间相互嵌入，没有人能够辨认出核心家庭的界限；逾期丧权的家庭（lafamilleforcluante)，在其中差异化一方面内生于那些被弱化、消除以及排挤的成员中，另一方面又被这些成员所排除。①人们普遍认为，丧失赎回权，这一概念在家庭的拓展领域中发挥着效用，在这一家庭中的代际，至少是三代之间构筑了一个精神病产生的条件：例如，母亲在面对着她自己的父亲时所产生的不安，使儿子无法对自己的母亲“呈现他的欲望”。这一奇怪的观念来源于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精神病已经逃避了俄狄浦斯，那只是因为它存在于一个四边形中，即一个拓展性的领域之内，其中包含了祖父母。治愈的问题由此将更为接近于微分化的计算程序，在这一程序之中，通过去极化(dépotentialisation)的过程以便回到最初的诸函数，并重建了一个极具特性的或者核心性的三角模型——它总是一个完善的三位一体，由此进入了一个三元情景当中……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拓展化了的家庭主义在其中家庭同时接受了异化与去异化的各自力量最终放弃了作为以性征为思考对象的精神分析的诸多基础立场，尽管它在形式上保留了一些分析的术语。我们已经看到精神分析共同体抑或心理疗法谈论家庭的意图，它们都试图有效地击毁精神病院的存在，但也没少维护精神病院存在的诸前提，并最终在本质上与19世纪的精神病理学和解了，正如郝世曼所提出的口号那样：“从家庭到医院的体制，从医院的体制到家庭的体制，…治疗将返回到家庭当中。”
①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Folie, Plon, 1961, pp. 607 sq:“通过这—方式，19世纪所有的精神病理学都真实地朝向弗洛伊德，他是第一个接受了医生-病人关系之现实的人，弗洛伊德将皮内尔与图克在医院内部所建立的完整结构推向了医生一边，他确实把病人从实存的精神病院中解放出来，在其中病人已经远离了他们的解放者’。但他没有将他们从实存的本质当中解放出来，他重新聚集了一些权力，最大限度地将这些权力赋予了医生。他构筑了精神分析的境遇(la situation)，在其中存在这一绝妙的短路，异化生成为非异化，因为在医生那里，精神分析成了主体。医生作为异化了的角色，始终是精神分析的关键。大约因为精神分析从未取消这个终极的结构，它将所有其他要素重新聚集起来，精神分析不能也不愿听到脱轨的声音，也不愿意为其自身去解码精神失常的符号。精神分析可能会解开疯癫形式的某些节点，但它仍坚持远离那些非理性所统御的主权工作。”
② Gradimètre，这个词在法语中不常见。我们可以将其分割为Gradi-mètre，从而视其为 gradient(梯度)的一种向量。Gradient 也是德勒兹常常提到的一种类似强度关系的度量关系。梯度作为一个向量，它的方向是函数在一点变化最快的方向，而它的模就是函数沿这个方向的变化率。因此，中文中也常将其翻译为倾斜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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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