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俄狄浦斯总是并也仅是一个终点，它的起点是由社会所形构。所有一切应用，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生产的践行者与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力比多的投注，所有一切都以家庭的再生产为基础。在起点中，存在着一种社会形式，或者更进一步说存在着诸多社会的形式。各色种族、各个阶级、各个大陆、各类人群、各个王国、各类君主；圣女贞德与蒙古王，路德与阿兹特克之蛇神。在所有一切形成的终点之处，存留的却只有爸爸、妈妈与我。应该这样来谈论作为欲望生产的俄狄浦斯：它在终点处，而非在起点。但这里所谈论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已经看到：欲望生产是社会生产的界限，在资本主义的形成中总是受到阻碍。无器官身体就在去领土化的社会集群的边界之上，沙漠就在城市的门口……但最为紧要的、最为本质的是界限本身要被僭越，界限本身要成为无害的，并被顺利通过，最终似乎已经进入了社会形式自身的内部。精神分裂症抑或欲望生产，正是在克分子的组织化(l'organisation molaire)与欲望的分子的繁复性(la multiplicité moléculaire)之间的界限。应当说这一去领土化的边界已经进入了克分子组织的内部，并被应用到人造的与征服性的领土化之中。现在人们预感到了俄狄浦斯所意指的一切：它移动了边界，它将其内在化了。在此存在的，与其说是一个成功的、没有孤独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如说是一个神经症患者。俄狄浦斯拥有着无可匹敌的整合群体的工具，它是欧洲人最终被驯服和剥夺的领土权(territorialité)。（更进一步说，移动的、被祛除的边界进人俄狄浦斯之内，变成了其内部的两极。
且说精神分析在历史与政治上的耻辱。这一过程众所周知，人们总是遭遇两类人的显现：伟人与愚人。人们试图用这两种实体(entités)、两个傀儡来构造历史，一个是伟大的甲壳类动物，一个是愚蠢的无脊椎动物。人们从一开始就遭遇了俄狄浦斯：他杀死了父亲，但这一谋杀所产生的效果从未停止，这一谋杀或者使父亲被消灭，使他与母亲认同，或者使父亲被内在化，取代他的位置，或者与父亲和解(具体说来，存在着各色与之对应的解决路径，如神经症式的、精神病式的，它们或者是富有倒错性的，或者是“正常的”，换言之，它们都是被升华了的……)。不管怎样，伟人已经是伟大的了，因为在善与恶之中，他已经为俄狄浦斯的冲突找到了一种恰当的、原初的解决方案。希特勒灭绝了父亲，并从恶的母亲之力中解脱了自身，路德将父亲内在化了，与超我构筑了一个妥协。而另一方面，存在着这样一个群体，它仍被俄狄浦斯化的过程所界定，这一过程得以构建所依赖的是二阶、集体性的父母亲意象的秩序。路德可以与16世纪的基督教徒相遇，希特勒可以与其人民相遇，但在他们之间的交往中，并不必然包含着身份的同一性。（希特勒通过同性恋的融入’以及其与女性群体的关系，扮演了父亲的角色，路德则通过与上帝之基督的关系，扮演着女人的角色。)当然，为了防止历史学家们的愤怒，精神分析者认为他们所谈论的不过是某种特定的因果秩序，应该还包含许多“其他的”因果序列，而他们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他们对于其他秩序的关照，恰如其分的浅尝辄止，例如：考虑到一个时代的制度(这一时代涵盖着自16世纪罗马教廷到20世纪资本主义权力的整个历史)，只是为了发现一个新型的父母亲的意象，这一意象将父亲与母亲关联了起来，这一关联可以在伟人与群众的行为中分离，同时又可被再次整合。这些书的基调是不是教条化的弗洛伊德主义、文化主义，抑或是典型化的精神分析，这些问题都不再重要了。这样的书让人作呕。不要说这些书属于精神分析遥远的过去，从而将其放置一边：它们所描述的仍旧是今天的我们.而且描述得很多。我们不要认为它们所关注的是俄狄浦斯非严谨性的用途：你还想要什么其他用途？它所关涉的不再是“应用性的精神分析”的模棱两可的维度；因为所有一切都是俄狄浦斯。俄狄浦斯本身已经在严格意义上被应用了。当最好的精神分析者禁止了政治-历史维度上的应用之时，我们不能说事情会更好，因为它们重新被折叠为阉割，这是不可还原的“无法证明的真理”发生之处。事物被封闭在菲勒斯中心主义当中，由此决定了分析行为必须永远在家庭的微观世界当中展开，并仍将让力比多所引发的社会场域的投注依赖于俄狄浦斯的想象。在其中应该揭示出的是一种“融合的梦境”，“回到整体同一性的幻象”。他们认为，阉割将我们与政治分割开来，它构筑了我们的原初状态，对我们的分析者来说，阉割没有忘记社会自身也是被三角模型化的以及象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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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