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延展性的体系诞生于使其成为可能的性强度条件，但同时构筑了对这些条件的反作用，取消它们，压抑它们，让它们仅仅作为神话而被表达出来。一方面符号不再是模棱两可的并且总是被延展性的血缘关系与旁系的姻亲关系之间的关联所决定；析取成为排他性的、限定性的(“抑或…更好……”代替了富有强度的“或者……或者……”)。名称，那些称谓不再是一种富有强度的状态，而是可辨识的人。这种可辨识性附加在姐妹、母亲之上，作为一种婚姻的禁忌。正是这些带着各自名头的人格现在被指认出来，他们从未先于那些如此这般构筑了他们的禁忌之前存在。母亲与姐妹，并不先于迎娶她们的禁忌之前存在。罗伯特·若兰说得很好：“神话的话语就是为了这样一个主题的转变，即从对乱伦的漠不关心转变为对它的禁止：这一主体以隐含的抑或阐释性的方式成为所有神话的副标题；它由此成为这一语言形式中所包含的所有内容。”①我们应从乱伦中得出这样一个信条：乱伦并不存在，它不能存在。在此岸中，我们总是在一系列忽视了可辨识性人格化存在的强度当中；而在对此岸的超越中，我们则又总是在一些可被认知、可被构筑人格化存在的广延当中，但这些人格化存在的构筑只有让人格化的存在作为性别合作者成为可能的情况下才得以实现。乱伦，只有在被纳入可替代性的序列当中才可行，而这总是我们试图远离的状态，换言之，某个人格化的存在可与母亲抑或姐姐相等同，而实际上这一人格化的存在并不就是她们：她只是作为一个可能的配偶而成为可被辨识的。这正是婚姻的优先性(mariage préférentiel)所在：最初乱伦是允许的，但乱伦很少实施，这绝非偶然，因为它十分接近于那些不可能的非存在(例如一个多贡人与叔叔的女儿结为夫妻，后者的存在等同于姨妈，而姨妈自身则等同于母亲)。马塞尔·格里奥尔的文章毫无疑问是整个人种学中受到精神分析影响最深的文本。他所推出的结论让整个俄狄浦斯毁于一旦，因为他不满足于在广延的意义上设定问题，而是由此假定了解决方案。这些结论正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与米歇尔·卡瑞(Michel Cartry)试图抽取出的：“我们习惯于在神话当中去思考乱伦的关系，将其或者作为欲望的抑或对世界———在那个世界中这些关系才得以成立抑或消亡—的某种富有怀旧意味的表达；或者将其作为社会秩序的颠覆性结构的功能表达，其功能旨在构筑禁忌以及对它的僭越…在某一情景抑或另一情景之下，我们已经被给予了一个与神话叙述以及阐释类似的秩序的构造。用另外一套术语，我们做了理性的推理，好像在神话中也在上演那些富有确定人格化存在，父亲、母亲、儿子与姐妹。并且这些亲属角色都隶属于被禁忌所构筑的秩序……：乱伦并不存在”①乱伦是一个纯粹的界限。假定避免有关界限的两种错误信念的条件：一种信念将界限视为一个模型抑或一个原初样态，诸如禁忌证明了某个事物“最先”是被如此这般地欲求着；另一种信念将界限视为一种结构性的功能，就如同在欲望与律法之间所设定的“基础性”的关系，这一关系在僭越之中被践行着。再一次，我们应该回想一下这样一点，即律法不能证明任何关于欲望的原初现实，因为律法在本质上拆解了欲望；僭越不能证明任何律法的功能性现实，这是因为僭越并不是对律法的嘲弄，在其与律法的真实的禁忌相比较当中，毋宁说它自身就是可笑的(这就是为什么革命与僭越没有任何的关联)。简言之，界限既不在这一边，也不在超越了这一边的那一边：它是两者之间的界限，被污蔑的乱伦，如同狭窄的小河道，总是已经被跨越，抑或还未被跨越。因为乱伦总是如同一个运动，它是不可能的。它在真实的意义上不是不可能的，但相反，在象征意义上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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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obert Jaulin, La Mort Sara, p. 284.
第三章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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