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义者以及人种学家们指出诸多机构最初都与诸情动以及诸结构相关联。因为这些结构都不是精神性的，它们都存在于事物当中，在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形式当中。诸如马尔库塞，从不随意讨好的人，也认识到文化主义者的出发点是对的：它将欲望引人生产之中，勾连了“本能的结构与经济结构，同时指认了那些超越于父亲中心主义的文化以及剥削性文化的可能性推进”①。然而，究竟是什么让文化主义走向歧途？在此并没有与其出发点相矛盾的东西，它们从开端处方向就发生了偏差。或许是俄狄浦斯式的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所共有的一个前提出了问题，在这一前提中固守着家庭的分析视角，这一观点到处肆虐。因为如果一个机构首先被作为家庭化的结构而被理解的话，那么说家庭情结伴随着各种结构而变化，抑或说相反，俄狄浦斯是围绕着家庭以及其各色机构之中不变的内核，都没有太大意义。文化主义者还会引发其他的三角模型，例如叔叔-阿姨-外甥；但那些俄狄浦斯主义者毫不费力地指出相同的不变的结构会产生出来的诸多想象的变种，一个相同的象征性三角模型会拥有不同的角色(figures)，这些角色不能混同于那些产生效应的诸人格(les personnages)，也不能混同于将各色人格放入关系当中的各种方式。但相反，在这种超越性的象征主义的诉求并没有将结构主义者们从狭窄的家庭视域之中解救出来。它仍然陷人无休止的这样的讨论当中：这是父亲吗？这是母亲吗？（你忽视了母亲！不，是你没有看到父亲，就在旁边，作为一个空场的存在!)文化主义者与那些教条化的精神分析者之间的冲突总是可以被还原为对于父亲抑或母亲之地位的不同评价，抑或是前-俄狄浦斯与俄狄浦斯的不同评价，他们从未脱离家庭抑或俄狄浦斯的视域，总是摇摆在著名的两极之间，一极是想象性的母系的前-俄狄浦斯，一极是结构性的父系的俄狄浦斯，两极围绕同一主线，两极谈论着相同的家庭化了社会性话语，一方面构筑了一个母性化的习俗，另一方面则构筑了一个强大的父亲话语的法则。人们很好地指出了卡尔迪纳所谓的“原初机构”（institutionprimaire)的模棱两可性。因为他可能以某种方式触及了欲望投注于社会场域的方式，这一方式在家庭性的激发之下自孩童时代以来一直延续到成人：所有的条件于此都是为了能够充分地(极端家庭化的方式[extrafamiliale])理解力比多。但更为惯常的做法是，它只是关涉家庭化的组织自身，这一组织首先通过孩童而作为一个微观宇宙存在着，并将自身投射到成人与社会的生成过程当中。①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的讨论只能在一个阐释的圆圈中打转，这是针对同一组织，由文化性阐释和象征性抑或结构性阐释所构筑的一个阐释的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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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对马贵斯岛的研究中，卡尔迪纳指出了事物采集的焦虑和经济性的焦虑所扮演的角色，这一角色从无意识的角度来看，不能被还原为与母亲之间所产生的家庭性的关联： The Indvidual and his Scociet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9, p. 223 sq.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