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认为并指出一种机构并不如一个器官，只能通过对它的使用而被阐释。生物的形构方式与社会的形构方式并不因其效用而拥有相同的方式。同样，在一个特定的庞大的集合面上，并不存在着生物学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功能主义以及语言学的功能主义等。但对于作为分子化要素的欲望机器而言，情形绝非如此：在这里，使用性、功能性生产，都不过是同一个过程。正是这种欲望的综合，在如此这般的诸多确定性的条件之下，阐释了那些克分子集合及其在生物学的、社会的抑或语言学场域中的诸多特定用途。正是这些巨大的克分子机器对于一些先在的关联性的预设，使得它们的功能不能被阐释，因为功能是从这些机器当中产生出来的。只有欲望机器根据它的功能来生产链接，并在其即兴创造中，在其发明中，在其形构当中发挥着效用。克分子的功能主义由此成为一个不会走得很远的功能主义，它无法达到欲望的机械运行所触及的地方，它独立于其所运行的宏观的本质：那些器官性、社会性、语言学意义上的诸要素等。它将所有的这些要素都放在同一口锅里煮。功能主义者除了欲望机器自身，不应知道其他的多样性整合，它仅知道在生产场域(“完整的行为”)当中所有部门之内它所构筑的结构。一个神奇的链条将蔬菜、一块块器官、一件衣服、一个父亲的意象，一些公式和词汇都重新整合起来：我们不能追问这究竟说了什么，但可以追问它们被安装到什么样的机器之上？与其他的截断与流相比较，这究竟是怎样的流与截断。在分析恩登布人中那些象征主义的诸多分支时候，维克多·特纳指出，赋予他的名称属于一个链条，这一链条让其得以生发的树木的种类与特性产生了变动，反过来，这些种类的名字，以及处理这些种类所需的技术程序也都发生了变化。我们从能指链中提取的样本量并不少于从质料之流中提取的样本量。阐释性的意义(事物被如何言说)只是诸多要素之一，它并不比操作性的应用(这一事物如何作用)以及因位置不同而产生的效用(这一事物在同一结构当中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联)更重要。据此，一个符号与这一符号试图表达的意味之间并不存在双向-单义性的关联，它总是一个包含着多个参照的多样性。它“总是多值的(multivocal)且富有多义性的”。①在分析刚果的库库牙人中的神奇之物的时候，皮埃尔·博纳菲(PierreBonnafé)指出这一神奇之物是如何与其被生产，被记录以及被消费的实践综合密不可分的：部分的、非特定性的连接构筑了一些主体身体的碎片与动物身体的碎片；包含性的析取在主体的诸多身体之上记录(enregistre)了物的存在，并将主体的身体转变为人-动物；残余性情势(la conjonction résiduelle)让“结余”(reliquat)在被消解抑或隐没之前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②如果今天的人种学家们重新对恋物(fétiche)的假设性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定是受到了精神分析的影响。但我们认为精神分析不仅让他们对其充满兴趣，同时也给予他们足够的理由对其产生怀疑。因为对于精神分析而言，他们说得更多的是菲勒斯-俄狄浦斯与阉割，而不是恋物。但对于人种学家们来说，他们有一种感觉，即与恋物无法分割的是政治权力、经济力量，以及宗教统治的问题，尽管恋物的应用是个人性的、私人化的。例如，头发，切割的仪式与理发的仪式：当我们将这些仪式视为菲勒斯的实体性存在，从而成为某种“被分割的事物”的意指，抑或四处重新探寻作为一种分割的象征性表象的父亲，这究竟有什么意思？难道这不是仍旧停驻于探寻究竟说了什么的层面吗？人种学家就驻足于头发之流的面前，驻足于这一流的诸截断之前，就在那些通过这一截断，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的事物面前。正如利奇所言，头发作为部分客体抑或身体的被分割的部分并不能去表象作为人侵者的、被分割了的菲勒斯；头发自身就是一个事物，一种在入侵性的设备当中，在分割性机器当中存在的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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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