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人的组织(formation)方式依赖于口语、声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书写体系：在大地上的舞蹈、在墙壁上的绘画、在身体上的标注都是一种图绘体系（un systèmegraphique)，某种地质-字迹(un géo-graphisme)，某种地质一图(géo-graphie)。这些形式是口语的，只是因为它们拥有着独立于声音的图绘体系，它们并不追随声音，并不从属于声音，而是与一个“某种发散性的”、多维度的组织相关联、相连接(应该将其与线性字迹对立起来：文明只有在失去了图表体系的独立性以及其独特的维度之后才不再是口语化的，正是在对声音的追随当中，字迹才取代了声音，并促使产生出一种虚拟的声音)。勒儒瓦-高汉②令人敬佩地描述了这样异质的两极野蛮人的铭刻与领土化的表象：它们的方式分别对应的是声音-听众的配对，以及手绘-图(main-graphie)。①这架机器究竟是如何运行的？—因为它的确发挥了作用：声音是作为姻亲关系的声音，作为延展性的血缘关系，以不同于图绘的方式被链接起来。在年轻女孩的身体上放一个割礼葫芦(la calebasse de l'excision)。它由其丈夫所在的家族提供，正是这个葫芦担当着一种联姻声音的传声筒；其上的字迹应由年轻女孩的部落成员所绘制。对这两个要素的阐发要在同一躯体上进行，并由此构筑出一个符号，这一符号既不是相似的，也不是一种模仿，也并不具有意义的效用，它是欲望的位置以及欲望生产：“为了使得年轻女孩的流通更富有效用，需要在女孩的肚子与在肚子上被铭刻出的葫芦以及诸符号之间建立直接的关联，年轻的女孩必须从身体上获得生殖的迹象，并让其融入其中。表意符号的意义在女孩的成人礼当中从未被教给她们。符号通过其铭刻在身体之上发挥效用……在身体上所进行的标注的铭刻在此不仅仅是传达信息的价值，而且也是行动的器具，它在身体之上发挥效用……诸符号命名了它所意指的事物，符号的创造者们，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它所完成的是被称为神圣作品的一个作品。”②但正如勒儒瓦-高汉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该如何解释视觉在对面孔(这一面孔可以说话)的思考以及在手绘字迹的阅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抑或，更确切地说：眼睛凭借什么能够捕捉到那在强制、强迫所带来的姻亲关系的声音与遭受了手绘符号的身体之间存在的可怕的等值关系？难道不应在这两个要素之间再加入第三个要素，即符号的第三要素：除了声音-听众与手绘-图(main-graphie)，还应存在，痛苦-眼睛(oeil-douleur)？这一苦难仪式的遭受者并不言说什么，他接收话语的言说。他并不行动，在绘图行为当中是被动的，他接受符号的标注。这是一种怎样的痛苦？那对他的注视，那集体性的抑或神圣的注视所拥有的是一种快感，后者从未引发任何复仇的观念，只是试图去捕捉在身体上所铭刻的符号与源于面孔的声音之间微妙的关联在标注与面具之间的关联。在一个符号的这两个要素之间，痛苦如同被注视所引发出的剩余价值，捕捉到了在身体之上积极地言说所带来的效果，同时还捕捉到了当这一言说进行的时候，身体所产生的反应。正是在此，可以将其称为债务的体系抑或领土化的表象：那言说和吟唱的声音，在赤裸的血肉之上所标注的符号，那引发了痛苦之愉悦的眼睛，这是野蛮化三角模型的三边，他们构筑了一个共鸣的领土以及滞留的领土。残酷戏剧隐含着相互独立的三元结构：清晰的声音、图绘的手、旁观者的眼睛。这正是领土化的表象在其表面组织自身的方式，所有一切都与眼睛-手-声音的欲望机器十分接近，神奇的三角形。所有一切在体系当中都是积极的、富有行动性的抑或是反应性的，姻亲的声音的行动、血缘的身体的情感，以及眼睛评估着两者的陷落所作出的反应。选择一块石头，让年轻的瓜亚基印第安人成为一个男人，附带着足够的痛苦与磨难，将其沿着背部的轴线劈开：“这块石头应该有一个锋利的边缘”(如皮埃尔·克拉斯特在其令人敬佩的文本当中这样说)，“并不能如同竹片那样很容易被切割。选择一个符合要求的石头是需要慧眼的。所有这些新的仪式所需要的工具都被还原为这样一种状态：一块鹅卵石……被平整的皮肤，被松动了的大地，它们都是在标注”。①
223
① Emmanuel Terray, Le Maxisme devant les Sociétés Primitvies, Maspero, 1969, p. 164.
② 勒儒瓦-高汉(Leroi-Gourhan，1911—1986)，法国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博士论文在莫斯的指导下完成，是有关北太平洋的考古学研究的。代表作包括《人类与质料》(L'Homme et la Matière)以及《中介与技术》(Milieu et Techniques)等。德里达在《论书写》中讨论了勒儒瓦-高汉的思想对于德里达形成其有关延异(différance)的独特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译者注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