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这一特殊境遇，作为一个范畴，被遗忘的同时又回返，应当被阐释。原初的专制国家并不是作为其他制度的一种断裂。在那些构建它的人的头脑中它可能是唯一一个全副武装突然从诸多制度当中跳脱出来的一种存在，“拥有着冷酷眼神的艺术家们”。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它并没有出现在著名的五阶段当中，原始共产主义、古代城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①它不是在多个其他形式之中的一种形式，也不是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过渡，国家与其所割裂的形式，与其所印证的形式相比较而言，意味着一种折返，国家好像是在另一个维度上所给出一个证明，是在社会集群的物质化演进之上所附加的头脑中的空想，一种规范化的理念抑或反思的(恐怖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其上将各个部分与流整合为一个整体。那被专制主义国家所割裂的、所超越的抑或所超符码化的，正是此前存在的领土化机器，这一领土化机器被还原为一种砖块堆砌的样态，一些劳动的片段，由此从属于头脑产生的观念。在这一意义上说，专制国家是一种起源，但它的起源是一个抽象，其与一种具体的开端之间存在着差异。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神话总是表达了一种过渡以及一种偏离。但原始的领土化的神话开端相对于以之为基础的拓展中的社会体系而言，是表达了特定强度的能量(这就是马塞尔·格里奥尔所谓的“神话学的形而上学的部分”，一种振动螺旋)，正是这种强度的能量让一方转变为另一方姻亲关系到血亲关系。但帝国的起源神话所表达的其实是另一重内涵：开端与本源本身的裂隙，扩张与理念的错位，生成与秩序及权力(新联盟)的断裂以及从后向前的回溯被后者重新捕获之物。正如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Vernant)指出的那样：帝国的神话不能孕育一种内在于整个世界的组织原则：这些神话需要设定，需要内化起源与开端之间、君主的权利与世界的缘起之间的差异；“神话在这一间距之中被构筑，它成为自身叙述的对象，这些叙述横贯了整个神圣代际的序列，这个神圣的代际化身为主权，直到某个时刻，一个超绝的、富有确定性的主权终结了对于王朝和权力(dunesteia①)的戏剧化发展”②，以至于，最终，我们真的不知道谁是最初的，以及是否一个家族式的领土化机器预设一个专制化的机器，以便从中抽取其构筑自身的砖瓦抑或以它自身的方式将其拆解。在某种意义上，应就“最初的国家之后会带来什么”，以及“这一国家再次被切割为什么”说些东西。这一中间状态超绝于此前的任何国家形态，但重新切割了此后的诸形式。正是在这里，它成为隶属于另一维度之上的抽象，总是被潜伏期所回收并被击打，同时却再一次弹回，成为相较之于此前形式更好的一种回归，而正是这些此前出现的形式给予它某种具体的存在。形态各异的国家，最终却也不过是一个国家。由此产生的多样化的形态，新的姻亲关系的多样化的形态，却也不过是在一种相同的范畴之下。例如，封建主义不仅预设了一个抽象的专制国家依据其私有财产的制度以及其商品生产的突飞猛进而被割据，而且所有这一切还反过来带来了一个所谓封建国家的具体存在，在此，暴君作为绝对的君主得以返回。由此产生了两种错误的认识：其一，确信商品生产的发展足以摧毁封建主义(相反，商品生产强化了封建主义，它赋予其新的存在条件，并让其得以延续)；其二，确信封建主义就其自身而言与国家相对立，相反，作为封建国家，它能够借助于商品引人流的解码化，而正是流的解码化自身摧毁了被详尽考察的那个体系。①在更为切近的例子当中，我们应当依据卡尔·魏特夫的理论，正是他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带有原始的专制国家的特质。至于说民主，我们为何在其中辨识不出那个变得更为冷漠，更为虚伪，更富有算计的暴君了呢？只是因为他自身用算计与符码化的方式来替代那些对某些计算的超符码化？在此无须按照那些严谨的历史学家的方式列出各色不同的清单，在这里是村落的共同体，在那里是工业化的社会等等。各色各样的存在形式只有当专制国家成为其中一种具体的形式，并在可比较的意义上来加以对待的时候才是具有确定性的。但专制国家是抽象的，它必定在诸多帝国形式当中得以实现，但也总是作为一种抽象而被实现出来(以杰出的超符码化的整体性)。专制国家只在那能将其以另一形象抑或在另一些条件中重新带回的后续形式当中才获得其具体的内在的实存(existence immanente)。作为此前已经到来并且在紧随其后的共同视域，它为普遍历史设定条件，不是因为它处于普遍历史之外，而是因为它就在其身旁。一个冷酷的怪兽，它再现了历史在“头脑”中，在“大脑”中的呈现方式，即原初国家。
虽无法获得其等同的形态，但总被模仿。埃及人对希腊人的警告哀怨地回荡在历史当中：“你们，希腊人，不过是一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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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试图调和亚细亚生产与其他五阶段的可能性，有关促使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当中放弃了这一范畴的原因，有关俄罗斯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概念的抵抗，可参见《论亚细亚生产方式》(SurleMode deProductionAsiatique)。人们可能回想起魏特夫因提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而遭受的伤害：基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视域，东方专制国家的范畴被把握为一个特殊的范式化的规范，是否正因如此，这一范畴被放弃了？
第三章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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