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历史从一种具体的抽象当中展开自身的方式：“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①国家首先是这种抽象的整体，它整合了诸多被分割开来的从属性的功能。国家当下从属于一个与诸“流”相协调的诸“力”的场域，并且在其中，国家表达了统治者与从属者所构筑的一系列自主性关系。它不再满足于将已确认的以及已构筑的领土进行超符码化，它为了货币、商品以及私有财产的去领土化之流而创造、发明一些符码。它不是通过自身形构一个或者多个统治阶级，而是被这些变得具有独立性的阶级所构筑的，这些阶级被委派服务于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矛盾、他们斗争，以及他们与其他统治阶级之间的妥协。不再是超验的律法可以统治这些碎片；国家应勾勒出一个整体，使内在律法得以实施。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能指去支撑它的所指，它现在似乎躲在所指背后，依赖于它所支撑的东西。它不再生产一个超符码化的整体，它自身就在一个解码之流的场域当中生产。作为一架机器，国家不再决定一个社会体系，而是被一个社会体系所决定，在这一社会体系当中，国家被归人它诸多功能的游戏当中。概而言之，国家从未停止作为一个人造物的存在方式，只是它变得具体了，它“趋向于具体化”，同时它又从属于统治的诸多力量。当技术机器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统一体或一个控制在被分割的子集上的智力系统，而是成为一个从属于诸多力的场域(un champ deforces)的关系，作为一个具体的物理系统运行的时候，技术机器也可以表现出类似的进化。①然而，具体说来，在技术的抑或社会的机器当中这一具体化的趋向在此难道不就是欲望的运动吗？我们总是不断跌人这样一个巨大的困境当中：国家是贯穿于暴君的头脑到臣民内心的欲望，这一欲望贯穿于从智性的律法到整个物理的体系，欲望总是试图从其中获得解脱抑或解放。国家的欲望，一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压迫性机器(machine de répression)仍然是欲望，既是欲望的主体也是欲望的客体。欲望，由此成为一个操作，它总是存在于原初国家在新事物当中的重新注入，尽可能地在新的体系之内运行，使其成为新体系的内在一部分。剩下的问题，将回到原点：构筑一个精神的王国，在那里，在它们诸多的形式之下，国家不再可能如其在物理体系当中一般发挥效用。当基督教徒占领了帝国的时候，互补的二重性在此重新相遇，在这两者之间，试图尽可能地结合他们在客观的罗马世界内部所发现的诸元素而重新建立原初国家，随即，那些虔信派，试图在沙漠当中重新出发，重新开始一个新的联盟，重新找回埃及以及古叙利亚超验的原初国家的精神感召。这样奇特的机器突然地在林立的石柱之间，在茂密的树林当中出现了。基督教在这一意义上发展出一整套偏执狂的机器与单身机器，它们都源于偏执狂和倒错者，而这些人构成了我们历史地平线的一部分，并填满了我们的日历。①由此，国家的生成包含两个方面：在越来越去符码化的社会诸力量的场域当中其自身的内在化，构筑了一个物理的体系；在越来越超符码化的超领土(supra-terrestre)之上其自身的精神化，构筑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体系。一个无限债务的自我内化与自我精神化的过程应该是同时进行的，恶的意识切近的时刻，同时也是犬儒主义最为盛行的时刻。“动物-人所拥有的这种残忍在其内在生命当中被压抑，在其个体性当中伴随着一种惊恐重新被激发出来；这一个体性曾被困顿于国家之中，以便接受驯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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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rx, Introduction Générale à la Critiqu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Pléiade I，p. 25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版，第39—40页)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