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仅仅说资本主义用一个符码替换了另一个符码，由此引发了一种新类型的编码？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它再现了某种道德的不可能性，其二，则是它再现了某种逻辑的不可能性。在前资本主义的形式当中已经遭遇了所有的残忍和恐怖，意义链条的碎片也曾遭到“秘密”的冲击，存在的秘密的社会团体抑或参与秘密仪式的群体，并没有什么严格说来是不可言说的。正是伴随着物以及资本主义的诞生，可不言说才开始：并不存在任何一种经济的抑或金融的操作——假设它们可被翻译为一种符码——也无法打破它之不可言说的特质，也即其内在固有的倒错与本质上的犬儒主义(恶意识[la mauvaise conscience]的年代同时也就是纯粹犬儒主义的年代)。然而确切说来，不可能符码化这一过程：首先，一个符码规定了诸多贯穿社会集群的流的质性面向(例如，三种循环，消费品的循环，信誉的循环，以及女性与孩子的循环)；符码的对象由此在质性的流之间构筑了一些必要的间接的关系，如此这般地，它们之间并不具有可通约性。这些比率隐含了对于不同类型的流所进行的量化的提取(prélèvement quantitatifs)。但这种量化并没有进入等价关系当中，后者设定了非限定的“某物”，量化所构筑的仅仅是质性的混合物，本质上是流动的和限定性的，在其中诸要素的差异弥补着它的非平衡性(由此带来了在有限债务区块之中的名誉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符码比率的特质，它的间接性、质性、界限性，足以表明一个符码从未是经济性的，也不可能是经济性的：相反，它所表明的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客观的运动，正是依据这一运动，这些经济的力量抑或生产的链接被归因于一种超经济性诉求（uneinstance)—仿佛它们是从这一诉求中产生出来的，这一诉求提供了一种支持并践行一种铭刻。这就是阿尔都塞与巴里巴尔所指出的：法的以及政治的关系，究竟是如何占据主导性地位的？例如在封建主义时代，因为剩余劳动作为剩余价值的形式构筑一个与劳动之流在质性和时间性上都截然不同的流，并由此进入某种自身是质性规定的混合物当中，这一混合物包含着非经济的要素。①抑或说，本地人的血缘关联与姻亲关系究竟是如何在所谓的原始社会当中占据着主导性？在原始社会中，经济的力量与经济之流在平滑身体之上被铭刻，并被归因于这一平滑身体。简言之，存在着一个符码，平滑身体在其中作为一种反生产的诉求不得不依赖于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这就是为什么欲望的符号，作为一种经济符号存在于使“流”流动起来的行为以及截断流的行为当中，伴随其左右的是必要的超经济(extra-économique)的符号力量，尽管在经济的当中，欲望拥有着自身的原因及其结果(例如姻亲关系的符号与债权人之权力的关系)。或者，将某些东西归人同类，在此剩余价值被确定为如同符码的剩余价值。符码之间的比率不仅是间接的、质性的、被限定的，它同时也还是超经济的，并在这一名义之下，在两个质性之流之间构筑了一种连接。由此隐含着一个整体性的判断与评估，一个知觉器官的集合，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一种信仰，后者作为生存的条件以及被考量之社会得以残存的条件：器官的整全性的投注，促成了人的直接被符码化，以及用眼睛进行评判的人(l'oil appréciateur)，正如我们在原始社会中所作出的分析那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描述符码的一般特征可以在我们现在所说的通用符码中找到。这并不是因为它依赖于能指的效果，而是相反，因为它所构筑的链条自身只是次要的，在其中符码开启了质性之流之间的链接游戏，开启了那些非直接的、排他性的相互作用，以及本质上被限定的质性的构成要素之间的游戏，知性的诸器官的游戏，以及超化学性要素的游戏，后者选择了并隶属于细胞间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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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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