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价值的界定应依据固定资本所产生出的机器的剩余价值而做调整，机器的剩余价值区别于可变资本所产生出的属人的剩余价值，也区别于流的剩余价值之集合的不可度量性。剩余价值不能通过劳动力的价值与被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异所界定，而是要通过这两种彼此内在的流的不可度量性以及用以表达它们的货币的两个面向之间的不一致性来界定；同时对剩余价值的界定还将关涉到在这一关系中内在的界限的消失，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度量着某种真正的经济的力量，而劳动力的价值则度量着一种被确认为“收入”的购买力。首要的一点在于去领土化的内在之流构筑了资本的平滑身体。诸如博尔纳·施密特②找到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奇特词汇来概括这个债务之流的特性：瞬间的创造性之流(flux créateur instantané)，银行自发地创造了它，作为附加在自身之上的债务，这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它替代了那种作为支付方式的预先存在的货币的转换，这一创造深入平滑身体的一极，即消极货币的一极(债务被记录为银行的负债)，同时这一创造还投向了另外一极，即积极货币的一极(建基于银行之上的生产性经济的债权)，“富有突变能力之流”，它没有进入收入当中，并且也不以购买之物为其归宿，它是纯粹的可变资本，非-占有，亦非-财富。①货币的另外一面所表征的是一种回流(le reflux)的过程，换言之，一旦货币通过在劳动者抑或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以及通过收入的方式实现再分配而具有了购买力，那么货币将与财产产生关系。一旦财产被转变为真正的财产，那么货币将失去与财富之间的关联(由此所有一切将通过最先进入原初层面上的新的生产而重新开始)。然而，流与回流两个方面的不可通约性表明了：名义工资(les salairesnominaux)并不能涵盖国民收入的全部，工薪阶层让巨大数量的收入流失了，这些收入被公司所吸纳，并通过合取的方式自已汇聚成流，这一次，这个不间断的原始利润之流，构筑了一个“一次性”不可分割的量在平滑身体之上流动着，它们产生了多样化的效应(利润、股息、管理者的工资、生产资料的买卖等)。②无能的观察者认为整个经济模型，整个这段历史在本质上都是精神分裂症性的。我们看到了这一理论的目的，它试图避免那些道德维度的思考。谁被抢劫？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它是对于克拉维尔充满讽刺的问题“谁被异化”的一种回应。然而，没有人被抢劫，也不能被抢劫(这就如同克拉维尔所说的，人们完全不知道谁被异化，谁是异化的主导者)。谁是抢劫者？当然不是那些作为瞬间的创造性之流的代表—金融资本家们，他们同样没有占有，也没有购买力。谁被抢劫了？当然不是那些没有被购买的劳动力，因为正是回流以及以工资形式而产生的分配构造了购买力，而不是假设了购买力。谁能够抢劫？当然不是作为利润汇聚之流的代表—工业资本家们，因为诸利润并不在回流中流动，它们齐头并进，在收入的创造性之流的偏移中，而非在对其的确证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公理有巨大的灵活性，它总是不断在拓展着自身的界限，以便为此前已经饱和的体系附加一个新的公理。你想为工薪阶层、工人阶级以及工会提供某个公理？那么你将会看到，自此之后某种利润将在工资的旁边流动着，回流与汇聚，两者齐头并进。我们同样还会发现某种海豚语言的公理。马克思总在制造有关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幻象，在其中这一时代无法遮蔽它自身的犬儒主义：起初，至少它无法忽视它所做的一切，榨取剩余价值。但这种犬儒主义会拓展到多大程度，以便使得它可以宣称：不，没有人被抢劫。因为所有一切都建筑于两种流之间的不一致性，就如同利润与剩余价值得以产生的那个深不可测的深渊：商业资本的经济力量之流与被嘲弄地命名为“购买力”的流，真正的无能(impuissanté)的流表征着工薪族的绝对的无能，这些工薪族依赖于工业资本家而存在。只有货币与市场才是资本主义真正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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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aul Baran et Paul Sweezy, 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 , 1966, Maspero, p. 303.
② 博尔纳·施密特(Bernard Schmitt,1929—2014)，法国经济学家，量子经济学(quantum economics)概念创建者以及货币流通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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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