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同天堂里的小狗太快地喝下了诗句的水，它不停地大喊着：能指，你从未获得一个能指，你总是停留在所指当中！能指，它的存在只是为了享乐。但这一主人-能指仍存在于遥远的年代当中，超验性的存储将匮乏分派给了链条中的所有要素，某种共性的东西即一种共同的缺席，创始者将所有的截断-流变成为一股，并且是在同一个地点的一股以及同一个截断：被分割的对象客体，阴茎与阉割，它阻止了将沮丧的主体送到伟大的妄想狂之王的统治下经受考验。哦，能指，这可怕的独裁的古老文体，它仍在探寻这空洞的坟墓，死去的父亲以及命名的神秘性。可能真是这一切引发了某些语言学家对于拉康的愤怒，其程度并不弱于他的门徒追随他的热忱：拉康带着一种力量和一种平和将能指带回了它的起源之处，带回到它真正的起源，专制的时代，并指认了一个可怕的机器，这一机器将欲望连接到律法之上，因为所有被反思的一切，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都在这一形式之下展开，即能指与无意识步调一致，并且生产出了所指的效果。①作为压抑性表象的能指，以及其所推演出的被位移的新的被表象物，诸多著名的比喻与隐喻，所有这一切构筑了超符码化的以及去领土化的专制机器。
专制的能指拥有着一种能将领土化链条进行超符码化的效应。所指，确切地说是能指的效应(不是其所表象的，也不是它所设计的)。所指，正是边界的姐妹(la soeurs desconfins)以及内在的母亲(la mère de l'intérieur)。姐妹与母亲是这样一些概念，它们与一个庞大的听觉意象相呼应，并与直接的姻亲关系与血缘关系的声音呼应。乱伦是一种发生在链条两端的超符码化，其发生于被暴君所统治的整个领土当中，从边界到中心：所有债务的姻亲关系都在某一种新的姻亲关系的无限债务当中转换，所有延展性的血缘关系被归入一个直系的血缘关系。乱伦抑或皇家的三位一体，成为压抑性的表象的集合，它们实施着超符码化的过程。从属的体系抑或意义的体系已经替代了意涵的体系(la système dela connotation)。在某种程度上，字迹转而求助于声音(这些字迹，在不久之前还被铭刻在身体之上），身体的表象从属于词语的表象：姐妹与母亲成为声音的所指。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声音的依赖引发了诸多虚假的声音，它只是在线性之流当中被表达，暴君自身是一种声音的能指，它跟随这两个能指而运行，它是整个链条的超符码化。由此导致了乱伦的不可能性——换言之，有时候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称呼(母亲、姐妹)，而不是一些人抑或一些身体，有时候，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身体，但对其的称呼在我们突破其所持有的禁忌之时就躲避起来。乱伦在亲属身体的结合以及家族的称呼当中生成，在能指与其所指的结合当中生成。问题并不在于获知暴君是否与他“真正的”姐妹抑或他真正的母亲相结合。因为他真正的姐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荒漠中的姐妹，正如他真正的母亲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部落的母亲一样。一旦乱伦成为可能，那么乱伦是拟像化的(simulé)抑或不是，这并不重要。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总有另外一些事物仍是通过乱伦而被拟像的。依据我们此前已经遭遇的拟像与认同的互补性，如果认同是在高处对客体对象的拟像，那么拟像就是与之对应的书写，是可以从客体对象中流淌出的流，是可以从声音中流淌出的字迹之流。拟像并不能代替现实，它也无意于为了现实，它在专制的超符码化的操作中侵占现实，它在新的平滑身体之上生产现实，以替代领土。它通过准-因(une quasi-cause)来表达这种对于现实的侵占与生产。在乱伦当中，正是能指与它们的所指做爱。拟像的体系，正是意义的体系与从属的体系的别名。那被拟像的，由此被生产的，正是通过被拟像的乱伦自身而被生产—它与那被拟像的存在一样真实，反之亦然所有这些都作为重新构造、重新创造的强度的极端状态。与姐妹结合，暴君模拟了“一种零度状态，菲勒斯的力量由此而出”，这成为一种承诺，即“那些在身体之内隐藏着的呈现最终都要得以安置”；与他的母亲结合，一种超凡的力量(une surpuissance)——在其中，两性各自的特征延续至最大化——显露了出来：Ba(B-A)作为一种声音的菲勒斯。①由此，在皇室乱伦中，其所关涉到的总还包括其他东西：双性恋、同性恋，阉割，性倒错，作为强度圈里的不同梯度与阶段。正是专制的能指试图重构那已被原始机器所压抑了的东西，即富有强度的平滑身体，只是此刻这一身体建筑于新的基础之上，并在暴君自身去领土化的平滑身体所构筑的新的既定条件之下。这就是为什么乱伦改变了意义以及地点，并成为压抑性的表象。因为它所关涉的是借助于乱伦而在超符码化之中存在的这样一种情境：所有主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眼睛，所有嘴巴，所有阴茎，所有阴道，所有耳朵，所有肛门，都被挂在了暴君的平滑身体之上，如同附着在皇室拖裙的孔雀羽毛之上一般。皇室的乱伦无法与诸器官的强度化增殖以及在新的平滑身体之上的铭刻分割(萨德已经发现了皇室乱伦总是扮演的这一角色)。压迫-压抑性仪器，压抑性的表象现在被确认为是极为危险的功能，表达了表象者所承载的一切：一个从暴君身体之外流出的单一器官，它与这一身体脱钩抑或躲避了它，暴君看着它在他面前站立起来，对抗他，这个带来死亡的敌人——死死盯着的眼睛，很少微笑的嘴巴，每一个器官都是一种可能的反抗。当已经几乎失聪的凯撒突然抱怨他的一只耳朵听不见的时候，他看到了卡西乌斯那打量着他的眼神，“清瘦和饥饿”，卡西乌斯的笑容“似乎是在嘲弄他的笑容”。暴君被谋杀、被推翻、被肢解，被锉骨扬灰，放入城市的厕所之中，类似的历史很长久。难道不是肛门将客体对象从高处剥离下来，并且产生出了一种崇高的声音？菲勒斯的超越性难道不是依赖于肛门吗？但肛门是直到最后才被揭示出来，作为消失的专制主义最后的幸存，来自他内部的声音：暴君至多不过是“挂在天花板上的死老鼠的屁股”。器官开始从专制的身体中脱落下来，成为公民反对暴君的器官。随后它们成为私人(1'homme privé)的器官，它们追随着失位的肛门的模型与记忆而被私有化，它们存在于社会场域之外，被邪恶的气息所困扰着。整个原始的符码化的历史，专制的超符码化的历史，以及私人化的去符码化的历史在诸流的运动当中延伸着：富有强度的萌芽的冲动(influx)，皇室乱伦的过度-流化(surflux)以及粪便的再度-流化(reflux)，后者让暴君死在茅厕之中，并成就了今天作为“私人”的我们——这一历史在阿尔托的杰作《海里奥伽巴尔》当中被勾勒了出来。整个图绘之流的历史都源于暴君的摇篮中的精液之流，终结于其在坟墓-下水道中的粪便之流。—“整个书写都是一堆肮脏之物”，所有的书写都是精液与粪便的拟真。
① 参见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Elisabeth Roudinesco)有关拉康的精彩文章，《隐喻的行动》(«L'Action d'une Métaphore»)，在其中她分析了一个链条赖以存在的两个方面，即分析的能指链以及超验性的能指链。在这一意义上，她指出拉康的理论与其被阐释为一种无意识的语言概念，倒不如说是一种以无意识之名而对语言的批判。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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