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调解功能并不包含阶级之间的调和。国家所服务的是所谓的统治阶级，这一点在实践上显而易见的，但还未能给出理论上的理由。这些理由都是简单的：从资本主义公理化的视角来看，只有一个阶级，富有普遍的神圣天职，即资产阶级。普列汉诺夫指出在圣西门的影响之下，在历史当中对阶级斗争及其所扮演的角色的发现重新让阶级回到了19世纪的法国学院当中；然而也正是同一群人为资产阶级对抗贵族和封建领主的斗争大唱赞歌，他们在无产阶级的面前停了下来，否认在阶级层面上，工厂主抑或银行家与工人存在根本的差异，如同利润和工资一般，最终不过都汇人同一个“流”当中。②在此，这不只是一个盲目的、否定性意识形态。阶级是对于种姓与封建等级的一种特有的否定性，阶级是一种秩序，是解码化的种姓与封建等级。重读整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在一个正在解码化以及已符码化了的资产阶级的职能语境下重读历史。资产阶级是唯一一个，尽其所能地将斗争引向与符码的斗争，并融入诸多“流”的一般性的解码化。就这一主题而言，资产阶级足以填补资本主义内在性的场域。实际上，某种新的东西伴随着资产阶级产生了，作为目的本身的快乐消失了，一个新的概念的链接产生：唯一的目的是抽象的财富以及除了消费其他形式的财富的实现。一般而言，专制国家的奴隶制往往隐含着主人的存在，以及与生产领域存在着本质区别的反生产的机构。但在资本主义的内在场域当中，它是被解码之流的连接所界定，否定了所有超验性的存在抑或外在的界限，将反生产渗透入生产当中，构筑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奴隶，一种前所未有的屈从：不再存在主人，存在的是一群奴隶对另一群奴隶发号施令，不再需要让外在于他自身的生物负重，他们自己给自己添加担子。人不再是技术机器的奴隶，而是社会机器的奴隶。例如资产阶级，他以吸纳剩余价值为目的，但这一行为与他个人的愉悦毫无关系：他较之那些最底层的奴隶更富有奴性，他是饥渴着的机器最原始的仆人，他是资本再生产的俘虏，无限债务的内在化。我，自身，也是一个奴隶，这是出自主人之口的新词汇。“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①通过剩余价值的界定，我们无法说哪一个是统治阶级，哪一个是被统治阶级，也无法区分资本之流与劳动之流，区分金融之流与工资收人之流。但这只是在部分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资本主义诞生于在差异性关联(des rapports différentiels)的两者之间的合取，并且在一种不停拓展自身界限的再生产当中整合两者。以至于资产阶级有权言说，不是以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而是以其自身公理化的组织方式来言说：只有一架机器，即一架突然变异的解码化洪流之机器，被财产所截断；只存在一个奴隶阶级，解码化中的资产阶级，正是这一阶级解除了种姓与血缘所构筑的编码，它从机器中提取出了收入不可分割之流，将财富兑换成为消费品抑或生产用品，而构筑这一财富的基石正是工资与利润。简言之，理论上的对峙并不存在于两个阶级之间，因为就阶级被界定为对符码的一种“否定”而言，它意味着只有一个阶级。理论的对峙在别处：这种对峙在解码化之流之间，即进入了在资本的平滑身体之上存在的阶级的公理之中，并且，这些解码化之流，只有自身被从专制的能指当中被释放出来，才能释放出这一公理，它们越过了这堵墙，并且越过了这堵墙后的那堵墙，从而在无器官的平滑身体之上开始流动。这种理论的对峙是阶级与外在于-阶级(hors-classe)之间的对立。它是在机器的仆从与那些试图毁掉机器或者使得机器的各个部件都毁于一旦的人之间的对峙。它是社会化机器的制域与欲望机器的制域之间的对峙。它是一个相对内在的界限与绝对外在的界限之间的对峙。如果你愿意，这一对峙也是资产阶级与精神分裂者在解码化的层面上建基于亲密关联之基础之上的对峙，同时也是两者在公理化层面上建基于敌对化之基础之上的对峙(与此相类似，在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所勾勒出的无产阶级画像中，同样存在着无产阶级与完美的精神分裂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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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要点，可参见 Maurice Dobb，Etudes sur le Développement du Capitalisme, pp. 34– 36,173–177,212– 224.
② G. Plekhanov, « Augustin Thierry et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1895, in Les Questions Fondamentales du Marxisme , Ed. Soci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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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