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所给出的调节的本质性方面更好地阐释了这样一点，即人们是否能够发现这一本质性方面是直接建基于如此这般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公理和社会公理之上。正是这些去领土化之流所构筑的合取勾勒了古代的抑或人为的新-领土化。马克思已经指出究竟什么才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在劳动抑或生产当中发现财富的抽象主体的本质——我们也可以在欲望当中这样去说(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①。由此，对于庞大的解码运动抑或去领土化的运动而言，在外部条件下，财富的本质并不能够从客观角度来寻找，诸如在领土化机器抑或专制机器当中去寻找。然而马克思随即指出这一“愤世嫉俗”的本质性发现被新的领土化过程所修正，作为一个新的拜物教，抑或一个新的“伪善”。作为抽象主体本质的生产只能在所有权的形式当中被发现，而所有权则将这一抽象的主体本质重新客观化，并通过再领土化而将其异化。重商主义已经预感到了财富的主体本质，并将其视为与“金钱制造”的专制机器相关联的特定行为。重农主义，将这一预感推得更远，他们将主体行为与领土化机器抑或再领土化的过程相关联，将其置于农业和地产的形式之下。即便是亚当·斯密也只是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式的再领土化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财富的本质，包括抽象的以及主体的，工业化的以及去领土化的(就这一方面而言，我们并不能说所谓的共同所有制改变了这一运动的意义)。更进一步，如果说这些问题所关涉到的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而是关涉到与之相应的社会的真实历史，人们或可更好地理解为何资本主义要不停地“再领土化”那些被它最初“去领土化”的一切。正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这一双重运动并存的真正原因：一方面，资本主义只能无休止地展开这一抽象财富的主体本质，才能得以前进，为了生产而进行生产，也就是说“以自身为目的的生产，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抽象发展”；但另一方面，同时，资本主义只能在其自身被限定的目标范围之内来完成这一点，作为确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定资本的自我扩张”。①在第一个层面上，资本主义从未停止对它自身限度的越界，总是会走得更远，“总是在普遍的世界主义的能量中自我膨胀，从而颠覆所有的障碍和限制”；但在第二个层面，严格说来，补充说来，资本主义又不停地拥有在其自身之内（intérieure）的，富有内在性的(immanente)的限制与障碍，并且，确切地说来，也正是因为这些限制和障碍都是内在性的，因此他们自身也总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被再生产出来的意义不断地自我越界(总是更进一步再领土化，地方的、世界和星球)。这就是为何总是存在下降趋势的原则也就是说，所有资本的限制从未被达到，因为界限总是被突破的同时又被再生产出来，而这一下降趋势的原则对我们而言似乎是一种直接的推论，甚至是一种直接的呈现，即去领土化与再领土化的双向运动的共在状态。
第三章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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