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来，并不是通过同样的过程，一个事物获得重生抑或被产生出来。我们已经区分了三类巨大的社会机器，它们分别对应于野蛮人、未开化者以及文明化的人。第一个机器是最为底层的领土化机器，它在领土的平滑身体之上构筑了流的符码。第二个机器是超验的帝国化的机器，它继续在专制体制及其国家机器—原初国家的平滑身体之上对流进行过度符码化：它开启了去领土化的最初运动，但因为它在领土化的共同体之上加入了其卓越的统一性，它通过将这些去领土化的共同体汇聚起来，对其进行过度符码化，并占有其剩余劳动来持存。第三种机器是内在的现代机器，它持续不断地在资本-货币的平滑身体之上对流进行解码化：它已经实现了内在性，它让具体回到抽象，让人为自然化，通过解码化之流的公理，以及这些流的规则来替换那些领土化的符码，以及专制的过度符码化。第三种机器启动了第二次巨大的解码化运动，但这一次它没有让符码与过度符码持续存在下去。然而，这些它没有让其持存下去的存在，却以其自身独创的方式来将其重新找回来，它在丢失了被领土化之存在的地方进行了再领土化。它在摧毁了古时存在的一切的地方重建了古体的样态——两者相互嫁接。历史这样说：不，现代国家，它的官僚机构，它的技术统治与古代的专制国家完全不同。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前者所关涉的是对解码之流的再领土化，而后者则所关涉的是对领土化之流的过度符码化。一个悖论在于，资本主义利用原初国家运行其再领土化的过程。但不可改变的是，现代公理在其内在性的本质深处再生产了超验的原初国家，作为其内在的生成性的界限，抑或作为其摇摆不定的诸多极限之间的一极。在这一可不改变的以及犬儒主义的特性之下，这一机器屈从于某些巨大的力量，它们构成公理的另外一极，它们的事故，它们的失误，以及它们跳跃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使其所解码的东西越过了它内在规律的墙，就像这架机器超然的复活一样。每一类社会机器都生成某种特定类型的“表象”，其中诸要素在社会集群的表面被组织起来；在野蛮的领土化机器中，存在着的是链接-内涵(la connotation-connexion)的体系，它所对应的是流的符码化；在未开化的专制机器当中，存在着的是析取一从属(la subordination-disjonction)的体系，它所对应的过度符码化；在文明化了的资本主义机器当中，存在着的是合取一并列(la coordination-conjonction)的体系，它所对应的是流的解码化。去领土化、公理化以及再领土化，这是存在于现代社会集群的表象之表层的三个要素。我们又一次回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中：一旦认为在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之间存在着某种本质的一致性，但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制域之内，那么在每一种情景下，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可否说本质上的一致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的表象制域当中达到了最高点，因为它在内在性中，在解码化之流的流动当中，实现了“普遍性”？但同样，制域的差异化也达到了最大程度，这种表象在欲望之上所实施的压迫-压抑性的运作较之其他制域都更为强烈，因为得益于内在性以及解码化，反-生产横贯于整个生产，在体系中，这种反-生产不是地区性的，它祛除了富有幻想的死本能，而后者现在正侵染并击碎了欲望。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死亡？它总是生发于内，却在其外实现出来。在资本主义情景下，这一死亡生发了较之那无可名状的外在力量更大的力量来显现自身。简言之，社会的一般理论是流的一般化的理论；正是通过流的一般化理论所发挥的功能，人们可以谈论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的关系，在每一情境下这一关系的变化，以及在资本主义体系下这一关系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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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让-克洛德·杜瓦利埃(1951—2014)，海地前总统，独裁者。——译者注
②Desyr是杜瓦利埃时期秘密警察的首领的名字，德勒兹与加塔利在这里的这句话带有着强烈的讽刺意味。其讽刺的对象有可能是精神分析学派当中有关于欲望的一个基本假定，即欲望自身是从不骗人的。而Desyr，这个名字与法语中的“Desir”(欲望)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异，Desyr会被误认为Desir，德勒兹与加塔利用这一典故似平在指出“欲望自身也是一种欺骗”。译者注
第三章 未开化的、野蛮的，被文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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