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们面对着三个结论：1)从回溯的角度来看，认为父亲在与孩童的比较当中更具优先性，这只能是一个假定。正是那些偏执狂式的父亲将儿子俄狄浦斯化了。所谓的罪孽，不过是父亲在成为某种被儿子所体验到的内在情感之前，投射出的一种观念。精神分析首要的错误就在于构造了某种东西，它开始于孩童时代。那些依据父亲、母亲以及他们的行动和真实的情感而来的一切，引导着精神分析发展成为一个荒唐的幻象的理论，这一点应当首先被包含在作为孩童的“幻象”当中(对诱惑主题的弗洛伊德式的摒弃)。2)如果说这种回溯在某种绝对的非恰当的意义上被揭示出来，这只是因为这种回溯被封闭在一个简单的再生产抑或演进过程当中。进一步说，在被组织化了的身体以及被组织化了的人格当中，这种回溯只能是某种再生产的对象。这个循环仅有的视角是范畴性的以及绝对的，因为它所能触及的是作为再生产之主体的生产，也即在整个无意识的自发生产的过程中(自然的整体以及历史的整体，自然人的整体以及历史人的整体)。并不一定是性征有助于代际的演进，正是代际的进步与倒退有助于性征，后者作为一个循环的运动，在其中无意识，总是“主体”，再生产着自身。由此，不应再去追问谁为优先的，是父亲，还是孩子，因为这样的问题只能在家庭主义的藩篱之内被提出来。父亲在与孩童的比较中具有优先性，只是因为社会投注在与家庭性投注相比较当中具有优先性，正是在社会投注当中，作为子集的父亲、孩童、家庭同时被浸润其中。社会场域的至上性作为欲望投注的终结界定了那个循环，那些被主体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精神分析的第二个错误在于，它将性征与再生产区分开来的同时，被囚禁于恶习不改的家庭主义当中，后者让精神分析陷入回溯抑或进步的运动当中不能自拔(甚至重复的精神分析式的概念仍被囚禁于这样的运动当中)。3)最终，我们要涉及的是一个共同体的视角，它具有析取性，抑或将析取性带入循环当中来加以思考。这不仅仅是一个相对于循环而言处于次生性的代际演进，而且还是相对于信息抑或交流而言的处于次生性的传递。遗传基因革命的发生在于所谓的流的传递不再存在，存在的只是符码的抑或公理性的以及流所构筑的整合。对于社会场域来说也是如此：它的符码化，抑或它的公理性首先界定了诸多无意识的交流。这个被弗洛伊德附带讨论的有关交流的问题，实际上在其关于神秘主义的讨论当中，构筑了一个规范，它将这个继承性传递的问题抛入另一个方案当中，正是这一方案引发了弗洛伊德-荣格的争论。①显然，在共同的社会场域当中，儿子压抑的，抑或不得不压抑的，抑或试图压抑的最初的东西正是父亲与母亲的无意识。这种压抑的失败成为神经症的基础。但这种无意识的交流并不以家庭为其基本的原则，这一交流，就其作为欲望投注的对象而言，以社会场域的基本原则为原则。就各个方面而言，家庭从来不是决定性的，而是被决定的，它最先作为起点的激发，随后作为到达的集合(ensemble d'arrivée)，最终作为交流中介抑或对交流的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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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