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爱，愤世嫉俗者总是说，或者试图这样说：它不过是大规模的器官性的以及社会性的某种交媾(在爱的根基处是器官，在爱的根基处是经济与金钱的确定性)。但真正恰当的一种愤世嫉俗是在没有丑闻的地方去谈论丑闻，为缺乏胆识的地方带去谈论胆识。宁要谵妄，不要平庸。由此，最为显而易见的是欲望并不就是以人抑或事物为对象，而是它以横贯其中的那个环境为对象，是以与其自身相结合的整个本质的变化与流动为对象的，在其中“截断”与“捕获”被引人进来，欲望总是一个游牧者抑或移民，这些人的首要特征就是“规模庞大”：对此，没有人能够比查尔斯·傅里叶(CharlesFourier)给出更好的指认。概而言之，生物学的抑或社会的环境成为无意识投注的对象，而无意识与需要抑或旨趣的前意识投注相比较而言，必然是欲望的和力比多的。力比多作为一种性能量是大众的、庞大集合的，它是有机场域与社会场域的直接投注。当精神分析设定它自身应当“去性征化”(désexualiser)抑或为了在社会投注当中有所进展而应当自我升华之时，并且当力比多仅仅在病理学的回溯过程当中才能将这些投注再-性征化(re-sexualise)之时，我们并不能理解精神分析究竟是如何运用欲望概念的。①除非这一欲望概念的设定不再是家庭主义的———这种家庭主义让性征总是只能在家庭当中才得以显现—并且应当为了更大的集合的投注而转变形态。事实上，性征到处都是：它就存在于官僚轻抚文件的方式，它存在于法官所主持正义的方式当中，它存在于商人让货币流动起来的方式中，等等。在此无需隐喻，无需力比多，也无需诸多变形。国旗、民族、军队、银行也可以让很多人兴奋起来。一架革命的机器也只有在获得了至少等同于强制性机器(machines coercitives)所拥有的截断与流动的力，才得以存在。并不是通过最广泛的去性征化，力比多才投注到巨大的集合当中，相反，正是通过限制、阻断与还原，力比多才被确定为对其流的一种压抑，以便将其保留在一个狭窄的细胞单位当中，诸如“夫妻”“家庭”“人格”“对象”。毫无疑问的是，这种阻断是有其必然的合法性：力比多只在与既定的身体，将身体作为一个对象的既定的人格相关联的时候才进入意识当中。但我们的“对象的选择”自身又返回到生命之流与社会集群之流的某种合取当中，这个身体.这个人格总是在生物性的、社会的、历史的场域当中阻断、接收并且散播着，我们同样沉浸于这些场域当中，并与其进行着交流。我们全身心爱着的人，其中包括和我们父母，都仅仅作为流的连接、析取与合取才富有意义，这些人将这些流转译为所谓的无意识投注的力比多持有者。至此，不管爱的阻断如何具有合理性，其所改变的也仅是其功能，随即，它将在那服务于压抑性机器(des machines répressives)的夫妻间的抑或家庭的俄狄浦斯情结当中参与到欲望中，抑或相反，它凝聚了自由的能量，从而能够供给一架革命的机器。（在此，又一次地，正如傅里叶所指出的那样：他指认了激情的“阻断”与激情的“机械化”的两极对立。)然而，我们总是与整个世界做爱。我们的爱所针对的是被爱之人的力比多属性，它向一个最广阔的世界、大众以及庞大的集合封闭抑或敞开。在我们的爱当中存在着某些带有统计性的以及符合某种大数定律的事物。这难道不会让我们理解马克思最为著名的公式：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最为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换言之，这是否意味着两性之间的关系(男人与女人之间)只是衡量一般意义上性征关系的一种方式？而这一性征关系则是在一些更为庞大的集合当中的一种投注(人与人之间)。源于此，人们能从两性关系当中辨析出性征的某种规定。难道不应这样认为，即菲勒斯也不是一种性别，而整个地是一种性征？换言之，菲勒斯是被力比多所投注的庞大集合的一个符号，由此，必然同时在性别的区分当中以及在这一集合范围内性别的统计性关系当中延伸出两个性别(同性恋的两个系列：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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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圣艾尔摩之火是古代海员观察到的一种自然现象，经常发生于雷雨中，在如船只桅杆顶端之类的尖状物上，产生如火焰般的蓝白色闪光。在某些情况下看起来像火焰，但通常都是呈现二至三道的电弧状，经常出现在如船只的桅杆、建筑物的尖顶或烟囱之类的孤立结构上。—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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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