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域的差异性并不能让我们忘记本质的同一性。在此存在着基本的两极：但如果我们将其呈现为克分子形式与分子形式的两极，那么我们并不能获得一个满意的呈现方式，因为并不存在其自身不通过克分子形式的投注而存在的分子形式。不存在一个在构筑了广阔范围的社会机器之外的欲望机器，同样，没有在一个小范围内安置了欲望机器的社会机器也不存在。不去阻隔，去再生产符码的抑或公理性的克分子的块状整体的分子链条也是不存在的，而这些块状整体没有一个不包含着抑或不去浇筑缝合着分子链条的碎片。一个欲望的序列在一个社会系列当中延伸着自身，抑或一个社会机器在其运行当中拥有着一些欲望机器的碎片。诸多欲望的微观繁复性较之于诸多社会的庞大集合并不缺少可整合性(collective)，两者不可分割，并且构筑了一个唯一的抑或同一生产。从这一角度来说，多极的二元性在分子与克分子之间的转换，不如在克分子社会投注内部的转换，因为无论如何，分子的形构就是这种投注。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术语中，对两极的讨论被强制性地变化着。有时候，我们将克分子与分子对立起来，分别将其作为偏执狂式的、意指性以及结构化的阐释之线与精神分裂化的、机械性的抑或离差化的逃逸线；抑或进一步作为倒错性的再领土化的轨迹以及精神分裂性的去领土化运动。相反，有时候，我们将其作为两类巨大的同等的社会性投注类型对立起来，一类投注是固守不变的，双向-单义化的，它趋向于反动性(réactionaire)抑或法西斯的方向；另一类投注则是游牧性的以及多样化聚合的，它趋向于革命性的方向。实际上，在那些精神分裂式的宣言之中，诸如“我永远是劣等民族”，“我是野兽，是黑人”，“我们都是德国的犹太人”等，在这一社会历史性场域中的投注并不比在偏执狂式样的公式中的投注更少。这些偏执狂式的公式包括“我是你们的一员，与你们来自同一地方，我是纯种的雅利安人，总是出自一个高贵的种族”。从无意识的力比多投注的视角出发，从一个公式向所有其他公式的摇摆都是可能的。这究竟是如何可能的？精神分裂逃逸线，伴随着其分子性的离散，是否能够构筑一种投注如其他投注一般强烈和富有确定性？为什么存在对应于两极的两种社会投注类型？这是因为四处存在着克分子与分子：它们的析取是一种包含性析取的关系，这一关系只是依据一种隶属关系的两种内涵而变化着，即分子现象是从属于所有巨大的集合，抑或相反，巨大的集合从属于分子现象。在那些巨大的集合的一端，那些群居性(grégarité)的庞大形式并不能阻止逃逸(la fuite)在这些形式中的运作，它们作为“在逃逸之前的逃逸”并不与偏执狂的投注相对立。但在另一端，精神分裂的逃逸自身不仅在于从社会中出离，在边缘处存活，同时还在于，这一逃逸通过多个洞来逃离社会，这些洞每天都在吞噬和刺穿它，在它身上，到处都分布着分子电荷，这些电荷会使必须爆炸的爆炸，必须坠落的坠落，必须逃逸的逃逸，确保在每一点上精神分裂症的转化都能够作为真正有效的革命力量的转化。究竟什么是分裂症？除了首先这个分裂症无法忍受“所有这一切”：货币、证券、死亡的力量，或如瓦斯拉夫·尼金斯基所说的—价值、道德、国家、宗教以及个人化的信念。从精神分裂症到革命者，其区别只是逃逸者和知道如何逃逸那些他要逃逸的一切的人之间的区别，他去击碎一个航脏的管道，让淇水喷涌而出。释放了某个流，重新构造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不具有革命性，但精神分裂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精神分裂症只是在一个空无[le vide]中的一次打断抑或延续)是富有革命之潜能的。面对那些声称选逸并不是富有勇气的行为，我们的回应是：究竟什么不是一种进逸，同时却是一种社会的投注？选择只存在于两极之间：一方为反-逃逸的偏执狂，他所热衷的是所有那些获得确定性的、反动的以及法西斯式的投注；另一方则是精神分裂式的进离，它总是能被转变为一种革命的投注。布朗肖充满敬仰地谈论着这种革命的逃逸，这种应被思考并被引导为一种更为肯定性的坠落：“什么才是这一逃逸？这个词不是为了取悦别人的。勇气在于接受逃逸，而不是平静和虚伪地在那些避难所中苟延残喘。我们的虚荣心和自满慷慨地给予了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国家、宗教和私人化的确信，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在稳定的事物中站立和休息的人来说，我们与世界一样总是驻足不前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即将走向的溃败，他们完全忽视了自身，在他们的单调而嘈杂且总是匆匆的脚步中，一个巨大的静止的运动将其卷人一种非人格化的过程当中，逃避逃逸本身。（这些人中的一个)已经看到了那神秘漂移的真相，他已经无法忍受在虚假的外表之下继续存在。首先他试图将这一运动纳人他的思考当中。他愿意自我放逐。他要活在边缘处……(但)这可能正是一种堕落的意义，这可能并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我们所有人共有的那一类命运。”①就这一方面而言，精神分裂分析的第一个论点是：所有的投注都是社会性的，无论如价都会涉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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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