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性的条件中被理解。
精神分析究竟做了什么？抑或者，除了把性征束缚于死亡的小秘密的桎梏之下，转而诉诸医学的方式，将其公布于众，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一个俄狄浦斯式的分析，弗洛伊德还做了什么？人们告诉我们：看吧，这很平常，所有人都是如此的，但人们仍然将性征作为一个让人感到羞耻的、贬义的概念，一个具象性的概念，正如那个审查官的概念。确切地说，精神分析没有完成它在构图上的革命。有一个弗洛伊德牢牢抓住的命题：力比多只有在其被去性化(désexualiser)以及被升华的条件下才能被投注于社会场域当中。如果确实如此，这是因为首先要在纳西西斯、俄狄浦斯、自我以及家庭等狭窄领域内保持性征。至此，所有与性有关的力比多的投注的社会性维度对于弗洛伊德而言似乎都被视为一种病态的状态，纳西西斯主义的“固守”，向俄狄浦斯以及前俄狄浦斯阶段的“蜕变”，由此，同性恋被解释为一种被强化的冲动，正如将偏执狂解释为一种自卫的方式。①相反，我们却看到，那些力比多通过爱与性征所投注的正是社会场域自身，贯穿于这一社会场域中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种族的，以及文化的确定性；力比多不停地嘲弄着历史，连续性、天国、种族以及文化等等。在此，并不是用历史性的表象去替代弗洛伊德无意识的家庭性的表象，抑或那些集体无意识的典型形态。我们在此所需要注意到的是，我们有关于爱的选择正处于“动荡”的十字路口，换言之，这是有关链接之流、析取之流与合取之流的实验，它将横贯整个社会，它们进人，它们输出，它们与其他社会相连接，古代的抑或现代的，遥远的抑或消失的，死去的抑或刚出生的，非洲的抑或东方，它们之间总是被力比多的隐形线索所贯穿。并不存在地理-历史性的诸形象抑或雕塑，尽管在我们的学徒阶段，我们总是自愿地与它们相伴，书籍、故事、再生产，以及我们的母亲，它们都同样伴随我们左右。但诸多的流与社会集群的符码从不塑形，它所意指的只是在无器官身体之上某些力比多的强度区，它只是通过我们注定要去追求热爱的存在来发送、收回与截断，这样的一个关节点(un point-signe)，即一个在强度身体的网络当中存在的特异之点(un point singulier)回应着历史，后者与其共沉浮。《格拉迪沃》①，弗洛伊德从未如此深远……简言之，我们的社会场域的力比多投注，那些反动的抑或革命的要素，都被如此完美地掩盖着，它们是如此这般无意识，如此完美地被前意识的投注所遮蔽着，以至于它们只能在我们的性爱选择当中显现出来。爱并不是反动的抑或革命性的，但它是力比多的社会投注的反动性以及革命性特质的指数。男人与女人之间(男人与男人，抑或女人与女人)欲望的性欲关系也是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征象(indices)。爱与性征是一些不同的延展程度抑或不同的梯度，这一次是诸多的无意识，是社会场域的力比多投注。所有那些被爱的抑或被欲望的存在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陈述的践行者。当然，事实并不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力比多应被夫性化抑或被升华，以便投注于社会集群及其诸多流，相反，爱、欲望以及它们的流直接地呈现为无升华的力比多以及其性投注的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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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reud, Cinq Psychanalyses, p. 307.
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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