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探寻有关精神分析主题的人们而言，我们不应给出大量带有分析性认识论的种种思考，而是转向一些更为谦卑而严谨的主题，诸如弗洛伊德思想当中有关女佣与仆人的理论。真正的征象就存在于那里。因为，有关女佣的主题在弗洛伊德的研究领域当中到处存在着，由此在弗洛伊德的思想当中产生了一个典型性的迟疑，这种迟疑被太过迅速地消解了，这有利于精神分析的教条的形成。飞利浦·杰拉德(Philippe Girard)，其著名的未刊稿对我们颇有启发，在多个不同层面提出了这一问题。第一，弗洛伊德在其社会情结(complexc social)的语境下发现了“自身的”俄狄浦斯，在这一社会情景中，富裕家庭当中准-长兄的角色与出身贫穷的手脚不干净的女佣之间上演了一出戏剧；第二，家庭性的浪漫故事与那些一般意义上的疯狂行为被弗洛伊德作为社会场域中的真实派生而呈现出来，在其中，用来替代父母的是，那些地位较高的或地位较低的人格化存在(被波希米亚人所带走的公爵夫人的孩子，抑或被中产阶级所收养了的穷人家的孩子)；当一个人宣称其贫困的出身，以及其作为仆人身份的父母的时候，俄狄浦斯已经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了。第三，鼠人，作为军人，不仅将他的神经症放置于彻头彻尾的社会场域当中，让这一神经症纠结于那源于东方的酷刑，而且将这一神经症放人由一个富裕女性与贫穷女性，这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所构筑的一个场域之中，将其放置于一个与父亲的无意识所展开的奇怪无意识交流当中。拉康最先强调了这一主题的提出足以让整个俄狄浦斯陷入质疑当中；他指出某种“社会情结”的存在，在其中，主体有时候试图承担它自身的角色，但其代价是性对象被分裂为富裕女性与贫穷女性，而有时候虽保障了对象的统一性，但其代价是“他自身的社会功能”在其链条的另一端上发生二重分裂。第四，狼人所展现的对于贫困女性的特定品位，那趴在地上洗衣服的农家女，抑或正在擦地板的女佣。①然而，关于这些文本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整个力比多的社会性-性欲投注以及这些客体对象的选择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否必然单纯依赖于家庭化的俄狄浦斯？我们是否需要借助于将这些投注与选择阐释为对乱伦的对抗而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拯救俄狄浦斯？（由此，家庭故事，抑或俄狄浦斯自身的愿望产生于那被宣告无罪的贫穷父母)是否应将这些投注与选择理解为对乱伦的妥协和替代？（由此，在《狼人》当中，农家女成为姐姐的替代，她们甚至拥有着相同的名字，抑或那个趴在地上正在工作的人，作为在性交当中惊讶的母亲的替代；在《鼠人》当中，存在着对父亲地位的伪装性重复，其代价就是将俄狄浦斯丰富为抑或拓展为“象征”的第四个术语，它所思考的是借助于力比多在社会场域中的投注而产生的二重分裂。)弗洛伊德牢牢地把握这一方向，按照其所承认的那样，他更为坚守的是，他要修正荣格与阿德勒的相关想法。在其洞察到了狼人那里存在着“试图贬低”女性为性爱的对象之后，弗洛伊德得出结论：他所关涉的仅仅是一种“理性化”过程，其所关涉的是“真实的以及深刻的确定性”，这一确定性总是将我们带回到姐姐、母亲当中，将其仅仅视为“纯粹的爱欲的流动性”！在此，俄狄浦斯的永恒赞歌再一次响起，这是一曲永恒的催眠曲，他写道：“孩子们从未关注社会性的差异，对于他们而言，这些社会性差异没有说出什么重要的事情，当某些人爱他如同父母对他的爱一样，那么他就会将其放人父母的序列，并对其进行分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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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