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重新跌入一个错误的选择当中，在其中弗洛伊德被俄狄浦斯所主导着，并随后在与阿德勒和荣格的论战当中得到进一步确证：抑或，他会说，你放弃力比多中性之地位，以便凸显个体的和社会的意志力抑或前历史性的集体无意识——抑或，你在给予力比多以性欲之居所之时，并使得父亲-母亲成为“纯粹爱欲的流动”之时，认出了俄狄浦斯。俄狄浦斯，纯粹精神分析师的试金石，成功实施阉割的神圣之刀被打磨锐利。当弗洛伊德讨论家庭故事之际，在俄狄浦斯的陷阱关闭之前，另一个路向又是什么？这正是飞利浦·杰拉德所发现的东西，至少以假定的方式被提出：没有一个家庭没有处理过液泡，没有一个家庭没有经历过额外的家庭性(extra-familiales)的截断，借此，力比多猛然涌人，以性的方式投注于非-家庭(le non-familial)之中，换言之，这是在“更为贫困抑或更为富足”经验性分类之下被确认的另一阶级。大他者与欲望之地位无法分割，它难道不是一个社会性的他者？一个所谓的社会的差异，并在家庭的范围之内作为非-家庭性的要素被投注？这“另一个阶级”从未被力比多把握为母亲的崇高的抑或悲惨的意象，而是被把握为一个陌生人，非-母亲、非-父亲，非-家庭，它是一个在性之中非-人的征象，否则，力比多将不能借助它的欲望机器而上升。阶级的斗争触及欲望之考验的核心之处。并不是家庭的故事派生了俄狄浦斯，而是俄狄浦斯派生了有关家庭的故事，并借此，派生出社会场域。在此，问题并不在于否认父母性交的重要性，以及母亲地位的重要性，而是当她的地位被与擦地板的女佣，抑或一个动物相类比的时候，究竟是谁赋予弗洛伊德以权利去说那个动物抑或女佣可以与母亲相等价，无论社会或性别差异如何？为何弗洛伊德无法得出结论，即认为母亲不仅发挥着母亲的功能，在孩童的力比多当中，在引发了差异化的社会性投注的同时还带来了非-人(non-humain)的性关系？因为，不管母亲是否工作，不管母亲较之父亲是出身贫寒还是出身富足等，这是一些截断和流，它们横穿家庭，但各个部分都超越了家庭，而并非拘泥于家庭。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追问，力比多是否认识父亲-母亲，抑或是，力比多是否如其他事物一样，促使父母发挥作用，即作为生产的践行者，与欲望-社会的生产中的其他践行者发生关联。基于力比多投注的视角来看，父母亲不仅向他者敞开，他们同时也被那个依据社会生产与欲望生产的法则而被去-家庭化的他者重新切割与分裂：母亲自身可以作为富家女抑或寒门女，可以作为女佣，也可以作为公主，作为美丽的女儿抑或年老的女性，作为动物抑或神圣的处女，抑或同时是两者。所有一切都在那架能够爆破家庭诸多确定性的机器当中展开自身。正是孤儿的力比多的投注，正是社会的欲望场域，正是在生产的与反-生产的场域及其诸截断与诸多的流当中，父母亲在截然不同于其他角色以及其他功能的非-父母亲化的角色和功能中被捕捉到。这是不是说父母亲就没有类似的无意识的角色？当然不是，他们拥有这样的角色，但其采用的是两个明确的方式，它们解除了父母亲被设定的自发性。根据胚胎学家们对于卵子的区分，卵子被分为刺激者与组织者，父母亲是某种价值的刺激者，他们将在无器官身体之上引发不同梯度与强度区的再分配：每一情境下存在的富足与贫穷的相互比较，不过是较为富足与较为贫苦，其所彰显的都是某种社会性差异的经验形式。以至于父母亲在这种差异性内部将自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在这一区域内重新分派，但其所依据的不再是父母亲这类区分。其组织者，是欲望的社会场域，其自身意指了某些强度的区域，它与那些使这些强度的区域充盈起来的诸存在(les êtres)在一起，确定了这些强度区域的力比多投注。其次，作为父母的父母这一称谓，这些术语所表达的是力比多所投注的社会场域的折叠，最终折叠为到达的集合(ensemble fini d'arrivée)，而这一达到的集合只存在于阻挠与遏制之中，这些阻挠与遏制所对应的是在场域中实践着的压迫-压抑的机制：俄狄浦斯，就是俄狄浦斯。在这意义当中，精神分裂分析的第三个主题将社会场域的力比多投注优先赋予了家庭的投注，不管是从事实上，还是从法权上看，在其起始处都是任意的激发，在其终结处则都导致一个外在的结果(résultat extrinsèque)。非-家庭性的关系总是最重要的，其在社会生产之中采取了性征场域之形式，而在欲望生产当则采取了非人化性欲之形式(巨人与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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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reud, Cinq Psychanalyses,p. 400(et pp. 336 - 337,397).
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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