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此，颠倒过来也为真：资本主义从未停止它的四散而逃。它的产品，它的艺术，它的科学构成了解码的以及去领土化的流，后者并不仅服从于相应的公理，同时还使其各个支流穿梭于公理的网络之中，在其下将这些支流进行重新符码化与再领土化。随即，主体-群体通过屈服群体的断裂得以产生出来。资本主义从未停止对流的阻止，将其截断，延迟它的中断，但这些流也从未停止倾泻，并依据诸分裂性而进行自我截断，这种分裂性转而对抗资本主义，将其割裂开来。资本主义总是准备着扩展其内在的界限，却被外在的界限所威胁，这一外在的界限很有可能在其内在界限扩张之间触及它，并在内部让其裂开。这就是为什么逃逸线特别具有创造性和肯定性：它们构成了社会场域的一种投注，较之于相反的投注，它从不少其完整性，其整体性。偏执狂式的投注与分裂式的投注作为两个对立的无意识的力比多投注，其中之一，让欲望生产从属于绝对权力的形构，从属于由之诞生而出的群居性集合；而另一个则带来了一种颠倒的从属关系，颠覆了权力，让群居性集合从属于欲望生产的分子式的繁复性。的确，谵妄与社会场域具有相同的外延，我们可以在整个谵妄中发现两端共在，革命的、分裂性的、投注的碎片与反动的、偏执的、投注的模块相符合。在两端之间摇摆的同时也构成了谵妄的一个方面。然而，显然这种摇摆并不是同等的：分裂式的一端较之于富有现实性的偏执的一端要更具潜在性(我们将如何不在一种潜在性的意义上依赖于艺术与科学？既然它们的现实性总是很容易被绝对权力的形式所操控)。这源于以下事实，即伴随着利益的前意识的投注，无意识的力比多投注的两极并不是同一种关系，也不是同一种关系的形式。一方面，实际上，利益的投注基本上隐藏了欲望的偏执狂式的投注，对这种投注的强化同时也是对它的隐藏：它在利益的、因果性以及方法论的、目的和理性的现行秩序之下隐藏了非理性的特质；抑或这种利益的投注激发了自身，并使偏执狂式的投注合理化；或者，更重要的是，如果新的社会集群继续以革命的更高利益和不可避免的因果关系的名义，将所有欲望的生产置于从属地位，那么真正革命的前意识投注在力比多的层面上完全保持了偏执狂的投注。在另一情景之下，前意识的利益，相反，发现了另一个空间投注的必要性，它使得某种因果性的断裂得以运行起来，并由此带来对于诸目标和利益的质疑。在此，问题并不相同：并不是构筑一个作为平滑身体的新的社会集群就足够，而是要在这一社会的平滑身体上的另一面之上，践行并铭刻欲望的分子式的构成，而后者要让一种新的克分子集合屈从于它。就在这里，人们触及了截断，以及力比多的、无意识的、革命性的投注。然而。这一切只能以因果关系的断裂为代价。欲望是一种放逐，欲望是一个贯穿于无器官身体的荒漠，它让我们从其一张面孔过渡到另一张面孔。从未有过一种个体的放逐，从未有一个人格化的荒漠，存在的只是集体性的放逐和集体性的荒漠。最为明显的是革命的命运独独与被剥削和被统治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但问题在于这种捆绑的本质是作为确定性的因果关系的捆绑，抑或是作为另一种类型的连接。在此所关涉到的是在其与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的关系，抑或一些既有的体系中“更为脆弱的联系”当中，如何实现革命潜能的问题。不知在可激发出新的社会集群的因果序列和目标序列当中，这些被剥削者，这些脆弱的关联是否能够各安其位？抑或相反，它们作为一种出乎意料的突然入侵，一种欲望的入侵，其与所有因果以及目的断裂，颠覆了社会集群，让其转向了另一个层面？在一个屈服性群体中，欲望仍然需要通过因果与目的的序列来界定自身，将自身编入整个宏大视角下的关系体系当中，后者在主权的形构之下确定了一些庞大的集合。主体-群体，则相反，他们唯一拥有的是因果性的断裂，一条革命性的逃逸线。虽然人们也能够在因果序列当中指认导致这种破裂的客观性要素，例如那些最为薄弱的环节，但只有欲望秩序的断裂以及它们突然的闯入才能为他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一时刻带来革命的实现。①我们已经看到了所有这一切是如何能够并存且相互混淆：在“列宁主义式的截断”当中，布尔什维克群体，抑或这一群体当中很小的一部分看到了即刻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并不符合于此前所预见到的因果序列中的力量关系，而是在一个裂口之上，对事物做的独特且极为粗率的推进(一次逃逸，抑或“革命的失败主义”)，事实上，所有一切都是并存的：在某些人那里存在着一些前意识的投注，他们仍然在迟疑当中，他们不相信这一可能性；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则存在着革命性的前意识投注，他们“看到”了新的社会集群的可能性，但仍然将这种可能性放入克分子式的因果序列当中，从而成为一个新的主权形式的一部分；最终还存在着无意识的革命性的投注·它们在欲望的秩序当中操纵着一种真正的因果性的断裂。在同一群人那里，最为多样化的投注类型也可以在某个特定时刻共存，两类群体可以相互渗透。这两类并存的群体，如同康德思想并存的决定论与自由：他们拥有着相同的“对象”，并且社会生产从来只不过是一种欲望生产，但相反地，它们并不拥有相同的法则抑或相同的制域。革命的潜能的现实化很少能通过革命所能把握的前意识的因果状态而得到解释，而是要通过在一个确切的、分裂的时刻，通过力比多断裂所产生的有效性(l'effectivité)来获得说明，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唯一原因就是欲望，换言之，即因果性的断裂，欲望抑或这种断裂逼迫我们去重写同样富有真实性的历史，并生产出一个富有多样聚合性的时刻，在其中一切皆有可能。当然，一个精神分裂者已经通过有关诸多因果关系、诸目标与利益的秘密工作为此做好了准备；这一因果秩序将以新的社会集群及其利益之名冒险去闭合抑或堵住这一裂口。当然，之后，我们总是可以说历史从未停止通过集合以及大数定理的相同法则而被规范。所剩下的事实是一个精神分裂只能通过无目的、无因果的欲望才能得以存在，后者勾勒了它的轮廓，并始终伴其左右。没有原因的秩序是不可能存在的(Impossible sans l'ordredes causes)，精神分裂只有通过在另外一种秩序下存在的某种东西才成为真实的：欲望，欲望沙漠，革命性欲望的投注。正是这一切在腐蚀着资本主义：革命从哪儿来？在这些被压迫的群体当中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这就如同死亡：在哪里？什么时候？一个解码化的、去领土化之流，它流得太远，切割得太过灵敏，逃过了资本主义的公理化。卡斯特罗、阿拉伯人、黑豹党人①？我们不要被愚弄，卡斯特罗成为不可能的了，甚至与其自身的关系也变得不可能了。我们隔离了很多区域，我们制造了犹太隔离区，我们诉诸工会的帮助，我们发明了越来越阴险的“劝诫”形式，我们强化了对利益的压抑——但欲望的新的入侵从何而来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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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精神分裂分析导论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