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历险多么奇怪呀。它应当成为生命的颂歌，但苦于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在实践层面上，它应当教会我们去歌颂生命，但最终它引领我们进入最为苦涩、最富有解构性的一边，去歌颂死亡：一曲催眠曲（eiapopeia)。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在其二元论中固守着冲动的观念，不停地试图去限定作为力比多的欲望所具有的主体性的、生命性的本质。但当死本能与爱洛斯(Eros)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变成一种二元论的结构，其所构筑的就不仅是一个界限，而是一次对力比多的彻底清算。就这一点而言，赖希没有错。他可能是唯一一个坚持认为分析的产物应当是自由而快乐的人，承载着生命之流，并能一直承载着这一切，甚至在沙漠中，在其被解码以后都依然如此。—尽管这一个观念必然被呈现为一个愚蠢的观念，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分析。赖希指出弗洛伊德并不比荣格与阿德勒更少地放弃了性欲所占据的位置：实际上，死本能的存在剥夺了性欲作为发动机的角色，至少从本质上说，死本能是焦虑的缘起，因为这种焦虑成为性压抑的自发原因而不是其结果；紧接着他认为性欲作为欲望并不再激发对文明的社会批判，相反正是文明发现自身作为唯一一种能够与死亡欲望相对立的冲动而被神圣化——这是如何可能的？这须回到死亡对抗死亡的原则之上，让回归的死亡变成为某种欲望的力量，让死亡通过整个文化所带有的负罪感使其服务于一种虚假-生命(pseudo-vie)。无须重述这段历史，在其中精神分析在文化理论中发展到了顶点。它重新担负其理想的禁欲主义者的古老使命，风凰涅槃，精炼文化，评判生命，贬斥生命，权衡死亡的价值，只为守护那些死亡之死亡所留给我们的东西，让屈服崇高化。正如赖希所言，当精神分析开始讨论爱洛斯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人们知道谈论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并且知道在这个苦行僧的生活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死亡冲动现在已经成为爱洛斯的搭档，这很糟糕，但同时也是最好的状态。①精神分析成为神甫新的生存方式，它是愧疚意识的推动者：正是因为精神分析，人们病了，但也正是通过精神分析，人们被治愈了！弗洛伊德从不掩饰在死本能中所包含的问题：这里的问题与“做”无关，它所涉及的只是原则的，原则的问题。死本能是一种纯粹的沉默，纯粹的超验性，在经验中不能给予，也不能被给予。这一点值得注意：在弗洛伊德看来，正是因为死亡既没有模型，也没有体验，弗洛伊德才将其作为一个超验的原则。②以至于那些拒绝死本能的精神分析师与接受死本能的精神分析师出于同一些原因：一部分说，并不存在死本能，因为在无意识当中并不存在其模型与经验，另一部分则说存在着死本能，正是因为不存在其模型与经验。相反，我们这样认为：并不存在死本能，因为在无意识中存在着死本能的模型与经验。死亡是欲望机器的一个部件，它自身应在机器的体系当中以及在其能量转换当中被评判、被估量，而不是作为抽象的原则。
① 这一段文字来自兰波的《通灵者的书信》(«Lettre du Voyant»，又译《见者的书信》或《兰波的通灵书简》)。兰波在1871年写给乔治·伊藏巴尔(GeorgesIzambard)和保罗·德梅尼(Paul Demeny)两封信，后人将这两封信称为“Lettre duVoy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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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