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对资本的金融化操作中展开了如此富有想象力的描述性批判，最终却无法为超越这一资本逻辑提供任何可行性的政治方案？根本原因在于其批判的对象，即资本的金融化展开过程自身拥有一种将一切与之对抗的力量都转变为可资本化的潜能，从而使得对这一资本形态的任何一种批判，不过成为其欲望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最终都会被纳人欲望生产的“过程性”之中，成为其资本金融化得以完成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用以描绘这一资本金融化的精神分裂与精神分析的对峙，就如A与非A的对峙，尽管两者似乎截然对立，但都不过是一个完整的A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分析语境中，精神分析与精神分裂，作为互相对峙的两种欲望机制，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资本逻辑。
于是，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揭示精神分析何以能够成为资本逻辑的共谋者和帮凶，以深化我们对于“精神分裂分析”之理论困境的理解。概而言之，精神分析正是通过构筑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神话，从而将资本逻辑得以生发的内在动力—匮乏性欲望建构为固有人格结构必然的，从而也是普遍的诉求，资本逻辑由此也获得了其自然而然的全部合法性：“俄狄浦斯的限定是一个包含着父亲-母亲-孩子的三角模型，它是家族的人格化的凝聚。但当精神分析构筑这个教条的时候，它并没有忽略在儿童中存在着的那些前俄狄浦斯式的关系，在精神病中存在着的那些外向型俄狄浦斯式的关系以及在其他人中存在着的类俄狄浦斯式的关系。俄狄浦斯的功能、作为一种教条·或者作为‘核心情结’，与一种强制无法分割，通过这种强制，精神分析的理论家们自我提升为一个普遍化的俄狄浦斯的概念。”①在此，俄狄浦斯情结已然成为某种完整的意识形态，它有固定的分析模型：父亲-母亲-孩子。这一模型是武断的，它以家庭的构成模型为基点来推演人的无意识结构。在这一结构当中，原本作为一个神话叙事的俄狄浦斯变成了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但这一宿命不过是精神分析为匮乏性欲望的生成机制所编造的神学叙事。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固守着这一点：欲望被视作一种禁忌，这一禁忌建基于固定的人格化的身份认同，即儿子不能对母亲产生欲望，更不能因此而杀父娶母，因此：父亲-母亲-孩子之间的人格关系就被完全确定下来，并构筑了某种强制性。我不能是儿子的同时是父亲，同时是母亲。我只能在父亲-母亲-孩子的三角架构中找寻到自己的位置。
①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L'Anti-Edlipe: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Ed. de Minuit, 1972, pp. 284 – 285.
今天，为什么我们尤其需要阅读《反俄狄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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