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不同，资产阶级灰心丧气的作家们并没有试图借助调和理论来逃避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结果。他们没有预见到，形式主义理性更容易与道德，而不是与不道德发生紧密的联系。尽管乐观主义作家们为了保卫理性与罪恶、市民社会与统治支配之间密不可分的统一，否认和否定了这种联系，而心怀忧虑的编年史家们却毫不留情地揭示出令人触目惊心的真理。“上天把富庶恩赐给了那些双手沾满杀害妻小、鸡奸、谋杀、卖淫以及凶残无度等暴行的人们；为了奖赏我的这些可耻之举，上天给予我财富”[100]，这就是克莱维尔在总结她兄弟的生活经历时说的话。当然在这里她有一些夸张。不良规范的公正性并不像单纯奖赏罪犯那样一以贯之。只有夸张才是真实的。史前时期的真实本性在细节上呈现为一种个体的极端残酷。大屠杀中那些死难者，包括一些被残酷枪杀的人的统计数字，掩盖了它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只能在一些对例外情形，特别是最为穷凶极恶的行动的精确描绘中，才能昭然若揭。残酷世界里的幸运生活只是表现为恶性的矛盾，它只有作为那个世界里的单纯存在才能是真实的。痛苦成了真理的本质，而幸福生活却成了空虚的事实。诚然，资产阶级时代里杀害自己的妻小，卖淫和兽欲等恶行，在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那里屡见不鲜，这是因为被统治者接受了古老时代的主人道德。甚至在直到最后的几个世纪里，每当发生权力之争的时候，他们都会把尸骨堆积如山。与大权在握的法西斯主义主子们的观念和行为相比，布里萨-泰斯塔生活中的狂热表现(应该承认，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法西斯主义的面目)已经退化成为平淡无味的平庸。在萨德以及曼德维尔那里，个人的邪恶构成了极权时代公共道德的可预见的历史记述。任何反对杀戮的基本论断，并不想掩饰和压制，而是想遍野疾呼源自于理性的不可能性。这种论断煽起了进步分子对萨德和尼采仍旧(显而易见地)怀有的刻骨仇恨。与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同，萨德和尼采要求科学兑现自己的承诺。事实上，萨德和尼采比逻辑实证主义者更加明确地坚守着理性(Ratio)，它潜在地从(包含在康德理性概念以及每一个伟大哲学之中的)乌托邦的隐身之处解放出来，而这种乌托邦则是人性的乌托邦，它已经不再歪曲自己，同时也不再需要去歪曲。由于冷酷的教条宣扬了统治与理性的同一性，因此它要比那些资产阶级道德主义的走狗们显得更加仁慈。“你最大的危险在何处？”尼采曾经扪心自问，他的回答就是：“在同情当中。”[101]尼采正是在否定中拯救了人的毫不动摇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却在仅仅为了寻求抚慰的各种形式的保证中，日益遭到了破坏。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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