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样的设计却使这些个人越来越屈服于他的对手：资本主义的绝对权力。正因为城市居民本身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所以他们为了工作和享受，都搬到了市中心，他们的居住单元，也都聚集成了并井有条的住宅群。宏观和微观之间所形成的这种非常显著的一致性，恰恰反映了人们所具有的文化模式：在这里，普遍性和特殊性已经假惺惺地统一起来了。在垄断下，所有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通过人为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也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不再有意地回避垄断：暴力变得越来越公开化，权力也迅速膨胀起来。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它们已经变成了公平的交易，为了对它们所精心生产出来的废品进行评价，真理被转化成了意识形态。它们把自已称作是工业；而且，一旦总裁的收入被公布出来，人们也就不再怀疑这些最终产品的社会效用了。
利益群体总喜欢从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文化工业。据说，正因为千百万人参与了这一再生产过程，所以这种再生产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无论何地都需要用统一的需求来满足统一的产品。人们经常从技术的角度出发，认为少数的生产中心与大量分散的消费者之间的对立，需要用管理所决定的组织和计划来解决。而且，各种生产标准也首先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顺顺当当地接受这些标准。结果，在这种统一的体系中，制造与上述能够产生反作用的需求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循环，而且越演越烈。然而，却没有人提出，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汽车、炸弹和电影将所有事物都联成了一个整体，直到它们所包含的夷平因素演变成一种邪恶的力量。文化工业的技术，通过祛除掉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区别，实现了标准化和大众生产。这一切，并不是技术运动规律所产生的结果，而是由今天经济所行使的功能造成的。需求不再受中央控制了，相反，它为个人意识的控制作用所约束。电话和广播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这简直可以说是一种飞跃。电话还依然可以使每个人成为一个主体，使每个主体成为自由的主体。而广播则完全是民主的：它使所有的参与者都变成了听众，使所有听众都被迫去收听几乎完全雷同的节目。人们还没有设计出解答器，私人不可以随便设立电台。因此，所有人都被纳人到了真伪难辨的“业余爱好者”的范围之中，而且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组织形式。在官方广播中，人们从公共生活那里形成的所有自发性都受到了控制，都受到了训练有素的监听者、视听领域的竞争者以及各种经过专家筛选的官方广播节目的影响。对那些很有才干的节目制作人来说，早在他们借助工业把自己展现出来以前，他们就已经把自已划入到工业范围以内了；否则，他们不会如此投入地从事这项工作。公众的态度，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支持着文化工业体系，因此它也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并没有被排除在外。如果某个艺术部门所遵循的程式与某个具有不同媒介和内容的部门相同，如果广播肥皂剧的戏剧情节变成了一种可供利用的素材，用来说明如何控制音乐体验的两种极端形式(爵士乐和廉价的模仿)的各种技术问题，如果贝多芬交响乐中的一个乐章被野蛮地“改编”成一段电影音乐，或者托尔斯泰的小说被同样篡改为电影脚本，那么我们与其说这样做是为了满足公众自发的愿望，还不如说是在夸夸其谈。如果我们解释了这些技术机制和人事机构所固有的现象，我们就进一步接近了事实，当然，这些机制和机构从头到尾都不过是经济选择机制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所有权力执行机构还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或者至少说是一种决定作用，即任何生产方式和制裁方式都必须符合它们自己所确立的法则以及对消费者所持有的观念，总之，必须符合它们自身。
启蒙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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