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断维持着的同一性也同样统治着人们与过去的联系。与最近出现的自由主义阶段相比，大众文化也迎来了自己的新阶段，那就是将所有新生事物排除在外。机器始终在同一个地方运转着。它在决定消费的同时，把所有未经检验的事物都当成风险排除在外。就拿手稿来说吧，如果它没有得到畅销书作家的首肯，那么制片商就会对其持有一种怀疑态度。正因如此，才会有人们对各种观念、新奇和令人惊诧的事物无休无止的讨论，以及人们认为理所当然却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东西。速度和力度都在为这一趋势服务。任何事物都无法保持原样；一切都得连续不断地运作下去，都得保持运动状态。因为只有机械生产和再生产的节奏取得全面的胜利，才能保证什么都不会改变，保证不合时宜的事物不会出现。谁要是想对已经确切无疑的文化目录加以补充，那么谁就等于在投机取巧。诸如独幕剧、短篇小说、问题电影或流行歌曲这样的僵化形式，都是近来自由主义品味的标准化和平均化的类型，它们已经受到了以上威胁。在最高文化机构里，任何工作都只能在两个经理之间达成一致，不管他们是从基层贸易部门中来的，还是从学院里来的，他们早就对所谓的客观精神有所了解，并已经将其合理化了。有人也许会认为，无所不在的权威机构已经把这些材料筛选过了，已经为文化商品草拟了一份官方目录，这份目录是专门提供现有的大众产品流水线的。这些观念已经被柏拉图编了号，涂写在文化天穹之中，事实上，这些数目根本不可能增加，它们是永恒不变的。
其实，早在文化工业出现以前，娱乐和文化工业的所有要素就已经存在了。一直到今天，它们都是自上而下被承袭下来的。文化工业引以自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它越变得绝对，就越会无情地把所有不属于上述范围的事物逼人绝境，或者让它入伙，这样，这些事物就会变得越加优雅而高贵，最终将贝多芬和巴黎赌场结合起来。文化工业取得了双重胜利：它从外部祛除了真理，同时又在内部用谎言把真理重建起来。就轻松艺术而言，消遣并不是一种颓废的形式。有人抱怨说，它是对纯粹表达之理想的背叛，然而，这些人还仍然对社会抱有幻想。资产阶级的纯粹艺术把自已实在化了，变成了一种与物质世界所发生的事件相对照的自由世界，它从一开始就排除了低层人民，以及存在于这些阶层之中的真实的普遍性，艺术从虚假普遍性的目标中得到了自由，它凭借这种自由而恪守诺言。对有些人来说，严肃艺术与自己无关，因为生活的艰辛和压抑是对严肃的嘲弄，如果他们的时间不全花在维持生产线正常运行的劳动上，他们就应该感到很高兴了。轻松艺术是自主性艺术的影子，是社会对严肃艺术所持有的恶意。正因为严肃艺术有了社会前提，所以它必然会逐渐衰落下去，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真相，反而造成了轻松艺术具有合法性的假象。分工本身就是真理：它至少把文化的消极作用表现出来，因为文化是由不同领域构成的。同时，这种对立的局面几乎不可能把轻松艺术纳入到严肃艺术之中，或者把后者纳入到前者之中。不过，文化工业却想极力促成这件事情。对于文化工业来说，马戏、西洋镜和妓院的怪诞与勋伯格和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怪诞都会使它感到很尴尬。于是，爵士乐演奏家贝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与布达佩斯弦乐四重奏一并出现了，单从节奏上说，他们要比任何爱好音乐的单簧管演奏家更古板一些，因为布达佩斯演奏家们的风格同隆巴多(GuyLombardo)一样，总是显得一板一眼，嗲声嗲气。这里，所有粗俗、愚蠢和莽撞都不重要。文化工业总想借助自身的完美形象，不断对那些半路出家的音乐爱好者进行控制和驯化，把原来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文化工业允许他们犯一些无法挽回的错误，如果没有这些错误，人们就不会认识到所谓的高雅风格究竟有什么样的标准。不过，这里却出现了新的情况：艺术和消遣这两种不可调和的文化因素都服务于同一个目标，都服从于同一套虚假程式：即所谓文化工业的总体性。所有文化工业都包含着重复的因素。文化工业独具特色的创新，不过是不断改进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而已，这并不是制度以外的事情。这充分说明，所有消费者的兴趣都是以技术而不是以内容为导向的，这些内容始终都在无休无止地重复着，不断地腐烂掉，让人们半信半疑。局外人所崇拜的社会权力，要想更有效地显现出自己的价值，就应该求助于那些注入了技术和技能成分，而且又无所不在的固定模式，而不是那些内容稍纵即逝的已经腐烂掉了的意识形态。
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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