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文化工业还依然是保留着娱乐的成分。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影响是通过娱乐确立起来的；公开宣布的法令并不会对此产生破坏作用，相反，娱乐规则中所固有的敌意倒会产生这样的作用，因为这种敌意比它针对自己的敌意还要强。既然文化工业的所有趋势都深深扎根干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之中，这一地区的市场就会对其产生推动作用。因此，需求还没有被纯粹的服从所代替。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制片业大规模重组和扩张的物质前提，就是通过票房纪录来确定满足公众需要的程度，而电影刚刚产生的时候，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做法是极其必要的。甚至在今天，制片业巨头们还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们或多或少把流行歌曲当成了一种标准，从来没有诉诸相反的标准，即一种真值判断。商业就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毫无疑问，文化工业的权力是建立在认同被制造出来的需求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建立在对立的基础上，即使这种对立是彻底掌握权力与彻底丧失无力之间的对立。晚期资本主义的娱乐是劳动的延伸。人们追求它是为了从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养精蓄锐以便再次投入劳动。然而，与此同时，机械化在人的休闲和幸福方面也会产生巨大作用，它能够对消遣商品生产产生巨大的决定作用，于是，人们的经验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劳动过程本身的残余影像。表面上的内容变成了褪了色的前景；而浸入其中的则是标准化操作的自动化过程。人们要想摆脱劳动过程中，在工厂或办公室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就必须在闲暇时间里不断接近它们。所有的消遭都在承受着这种无法医治的痛苦。快乐变成了厌烦，因为人们不需要作出任何努力，就可以快乐下去，他们只要按照老掉牙的程序严格操作下去就行了。不要指望观众能独立思考：产品规定了每一个反应，这种规定并不是通过自然结构，而是通过符号作出的，因为人们一旦进行了反思，这种结构就会瓦解掉。文化工业真是煞费了苦心，它将所有需要思考的逻辑联系都割断了。任何发展都必须尽可能从最近出现的情况出发，并从整体观念出发。对于那些专心致志的电影爱好者来说，任何个别的场景都可以向他展现全部内容。甚至那些被设定的形式看起来也是很危险的，尽管这些形式可能很拙劣，但还是提供了某种意义，不过，惟有那些毫无意义的形式，他们才乐于接受。在旧有模式中，那些根据性格和事态的发展而发展出来的情节被毫不留情地删除掉了。相反，编剧需要考虑的是，下一步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在特殊情境下产生最让人吃惊的效果。编剧精心编排出来的离奇情节打断了故事的线索。就像恶作剧一样，整个故事的发展最后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废话，这就是流行艺术的合法成分，不管是滑稽剧和小丑，还是卓别林和马克斯兄弟，都是这种真实类型的最明显的例子。尽管在格里·加尔森(Greer Garson)和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主演的影片中，前后一致的社会心理学个案研究设定了某种比较连贯的情节，但是，在标新立异的歌词中，在恐怖片和卡通片里，上述情形还依然对自己作出了全盘肯定。于是，观念，连同悲剧和喜剧所要表现的东西，都已经被搞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要想写出标新立异的歌曲，就必须把所谓的意义彻底丢在一旁，就像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和追随者一样，把意义还原为纯粹的特征。今天，侦探片和探险片已经不再为观众提供体验的机会了。在各种固定的体裁中，剩下的只有简单的恐怖情景，而这种恐怖与任何事情都搭不上关系。
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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