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业越少作出承诺，就越难以给生活提供有意义的解释，意识形态的宣传也就会显得越空洞。在这个所有一切都带有公共色彩的社会里，社会和谐完美的抽象理想都已经变得过于具体了。我们甚至学会了如何把抽象的概念当成一种宣传的交易。如果说真实是语言的基础，那么语言已经迫不及待地去追求正在不断产生的商业目的了。如果词语不能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那么它就是无意义的；就其他词语来说，也是虚构的、不真实的。价值判断要么被当成了广告，要么变成空谈。与此相应的是，意识形态也开始有些语焉不详，辞不达意了，它既没有变得更明确，也没有变得更软弱无力。然而，正是这种含糊不清的东西，这种从不把自己等同于未经证实的事物的科学取向，成为了统治工具。由此，意识形态变成了鼓吹现状的举动，它不仅一丝不苟，而且是事先安排好的。文化工业把自己造就成蛊惑权威的化身，造就成不容辩驳的既存秩序的先知。意识形态不仅驾轻就熟地绕过了各种明摆着的假象和真相之间的对立，而且注定会制造出各种扑朔迷离的现象，用来遮人耳目，或者把无所不在且毫无关联的现象奉为圭臬。于是，意识形态分裂成了呆板生活的一张张图片，以及赤裸裸的谎言，这些谎言并不是被表达出来的，而是被编造出来的。为了说明它的神圣性质，现实往往以玩世不恭的形式不断重复着。当然，虽说这种图片式的证据显得很不严谨，但它却是令人信服的。谁要是对这种单调乏味的权力抱有怀疑，谁就是傻瓜。文化工业驳斥了对它以及对它所复制的世界的所有责难。这里，唯一的选择就是：要么投身其中，要么敬而远之，因为从政治上说，那些追求永恒之美的外省人，以及酷爱电影和广播的业余爱好者，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支持者了。作为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强化，如果需要的话，它会以嘲弄的姿态对待古老的梦想、祖先的理想和至深的感受。新的意识形态就把这个世界本身当成了对象。正是通过将混乱的生存状态提升为事实的世界，并把它一丝不苟地表现出来，它利用了人们对事实的崇拜。这种转变使生存本身变成了意义和权利的替代品。凡是用照相机拍摄下来的东西，都是美好的。也许那位赢得周游世界大奖的打字员可能会感到很失望，因为她从照片上看到，她所要游览的地区的风景很令人失望。尽管她所看到的并不是意大利，但证据却已经摆在那儿了。电影甚至能够做到这一点，它完全可以把巴黎表现成一个索然无味的地方，消除掉向往巴黎的美国女孩子的热切渴望，从而使她不顾一切，投入到她在家里遇到的美国男孩的怀抱中。电影的功用还在于，它可以在最近一段时期里，让系统本身制造出构成系统的生活，而不是使这种生活即刻消失掉，从而使系统成为可信的，并为其提供意义和价值。只要人们不断投人到系统中去，就会为系统的盲目存在进行辩护，甚至为系统固定不变的性质进行辩护。任何能够自身重复的东西，都是健全的东西，自然循环和生产循环即是如此。各种杂志上永远都是咧着嘴笑的美人，爵士乐也永远吹奏个不停。尽管生产技术、社会控制以及专业化取得了进步，尽管所有产业都在永无休止地运行着，然而文化工业为人们提供的食粮却成了硬邦邦的石头。尽管文化工业为生活划定了范围，制造了令人惊诧的奇迹，但母亲们还仍然在生儿育女，生活的车轮也依然转个不停。环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最终指明，那些反法西斯主义者对自由的吁求只不过是一句谎言而已。就像德国的金发女郎一样，在夏天的微风中，她们的集中营生活已经被纳粹制片公司拍摄下来了。在社会统治机制看来，自然就是与社会相互对抗的力量，因而其本身也就失去了自然的属性。那些展现绿树、蓝天、浮云的画面，都已经将自然的这些方面变成了一行行秘文，用来隐秘地展示工厂的烟囱和汽车加油站。相反，车轮和机器部件却似乎是有意义的，它们作为树木和云彩的代表，反倒贬低了自己的身份。自然和技术向它们所有的对立面发出了挑战；于是，我们对自由社会产生了虚假的记忆，在那里，人们在华丽考究的床榻上纵欲狂欢，而不再去谈论今天流行的露天浴场，人们宁愿让奔驰汽车在史前时代半路抛锚，也不愿让火箭在两个毫无区别的地区之间飞快穿梭。大公司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起步阶段，而文化工业还依然将它吹捧为企业的独创精神所取得的胜利。敌人已经被彻底打败了，而这种懂得思考的个人，也已经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在德国，以反对武力著名的《汉斯·索伦施丢瑟》(Hans Sonnenstoesser)的复兴[7]，与人们观看《与父亲生活在一起》(Life with Father)[8]时所感受到的快乐，已经具有了同样的意义。
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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